从中国法律的有关规定来看，公开审判的原则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并有相应的程序和制度加以保证。例如，根据
刑事诉讼法的要求，凡是属于公开审判范围内的案件，在法庭审理开始前都要向社会加以公告，使公众及时了解案情和审判的时间和地点，以便于为到场旁听作准备；法律对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作出了明确的限定，包括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被告人等方面的案件；除了法定允许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以外，一般案件都允许公众到场旁听，允许新闻界予以报道；不论是公开审理还是不公开审理的案件，法院都要向社会公开宣判，等等。这些程序和制度大体上能够满足形式上的审判公开要求。
近年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司法腐败之所以较为猖獗，是因为司法活动存在着严重的“暗箱操作”情况，行使裁判权的人经常随意地进行秘密审理，避开社会公众的视线。这一点与司法制度中的其他缺陷结合以来，往往造成普遍的司法不公。于是，从最高法院到地方各级法院，一场以确保审判公开为主要标志之一的司法改革运动勃然兴起，并一直延续下去。
在这一运动中，审判公开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和实施：在许多地方，１８岁以上的公民只要持个人身份证，就可以到法院旁听依法公开进行审理的案件；不少法院还改进了法庭设施，添置了电子屏幕等设备，使得社会公众能够清楚地了解法院正在以及即将审理的案件；对于重大、复杂或者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法院允许新闻记者充分报道，甚至允许电视记者进行现场直播，以保证社会各界较为普遍地了解案件庭审的过程。这些新的改革措施无疑能够确保审判公开原则的真正贯彻实施。
但是，目前就审判公开原则所采取的各项改革步骤，大都具有较强的形式化意味。事实上，审判公开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法庭审判过程的公开，而且还应是法庭裁判制作过程的公开。也许有人误以为两者是一回事。但是，那种对裁判结论的产生不具备任何决定意义的法庭审理过程，即使保持了公开的形式，也是毫无价值的。目前，困扰中国审判公开原则深入贯彻的问题主要是法院内部的“暗箱操作”问题，这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合议庭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极少传唤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而是直接宣读控诉方事先制作的询问笔录或鉴定结论，在法庭审理结束之后全面阅览控诉方的案卷材料。这直接导致法庭审理流于形式，法庭裁判结论往往不是在法庭上而是在法庭之外形成，导致裁判结论形成过程的不公开。
二是法院判决书和裁定书内容极为简单，对判决的理由阐释得极为不够。尤其是缺少对控辩双方的证据采纳或排除，对双方意见的吸收或拒斥等方面的解释。这往往令人感到判决的结论缺少必要的推理和考量根据。既然判决的理由不能向社会公开，那么审判公开的实质性意义就具有内在的限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