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其一，这里所谓“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是对法律援助法的作用对象和作用内容的直接表述。健全法律援助制度，主要指建立法律援助的基本制度。北京市法律援助制度是以国家法律援助制度为基础而具有自己特色的一种法律援助制度，它是以法律制度形式出现的北京市法律援助制度中基本制度，同时它也是国家法律援助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建立可从一个侧面协助健全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其二，这里所谓“规范法律援助行为”，是对法律援助法的作用内容的直接表述，强调根据国家法律援助制度，规范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各种法律援助行为，包括援助行为、被援助行为以及其他应当由法律援助法规范的行为。其三，这里所谓“保障公民获得应有的法律援助，以利于社会进步”，则是对法律援助法的作用对象和作用目的的直接表述。
关于法律援助法的立法宗旨，在现有立法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法律援助法示范法草案》和《国家法律援助条例（送审稿）》的表述。《法律援助法示范法草案》第一条规定：“为了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
宪法原则，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保障公民享受平等、公正的法律保护，促进社会稳定和文明进步，规范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制定本法。”各地法律援助法规和规章在这一表述的基础上，作出了虽然形式多样但却大同小异的表述。此类表述，其内容虽然比较丰富，但其逻辑关系是否合理、各宗旨要素之间的顺序排列是否妥当、有的要素是否有必要设置、有的要素的表述是否准确，却存在种种需要改进或完善之处，并且还有应当表述的要素没有在这个条文中表述的问题。例如，“规范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是什么意思，令人费解；又如“规范法律援助制度”应当是“促进社会稳定和文明进步”以及其他有的要素的前因而不是结果，但在本条文的表述中，其顺序却处于倒置的状态；再如，法律援助立法的宗旨应当包括健全法律援助制度和规范法律援助行为，但在这一表述中，却没有这一不可缺失的内容。这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解决。
（二）法律援助法的立法根据
现代国家政权活动都应当有法的根据，立法是殊为重要的国家政权活动，自当也有法的根据，并且这种根据也应当置于总则之首、全法之首。这是现代法治原则对一般立法的基本要求。基于这一要求，现代法律、法规、规章通常都载明自己的立法根据。只是在
宪法和极少数法律、法规中，才可以有不明确规定立法根据的例外。2000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便是这样一个例外，由于条例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度创新活动，它所要建制的法律制度包含着数十处创新性内容，同时它又是一个综合性法规，是关涉行政、民商、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社区、涉外、人事、执法和其他众多方面事项的基本法规，不便一一列举立法根据，因而《条例》文本中没有直接载明它的立法根据。但一般法律、法规、规章，尤其是以单一事项作为规制对象的立法文本，不可缺少立法根据。有些法律、法规和规章属于以单一事项作为规制对象的普通立法文本，却没有载明其立法根据，其原因可能由于立法者不谙这方面的立法知识和原理或法治观念薄弱。目前国内所有关于法律援助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都规定了立法根据，只有《法律援助法示范法草案》和《国家法律援助条例（送审稿）》仅规定了立法宗旨而没有规定立法根据。
那么，法律援助法的立法根据应当如何表述？目前地方立法的表述，方式多种多样。有的表述为：“遵循
宪法的规定以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5] 有的表述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的实际，制定本条例。” [6]有的表述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深圳经济特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7]有的表述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8]有的表述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其他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9]有的表述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10]
这些表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宏观表述法，如“遵循
宪法的规定以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这类表述比较空洞，并无实际意义。另一类是具体列举多项法律的比较具体的表述法，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这类表述在列举立法根据方面虽然比较具体，但难以全面列举，并且也难以适应国家立法的发展，当国家《法律援助法》以及其他法律援助法规一旦出台，就要引起立法根据的变动，使所立之法处于难以稳定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