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地讲，除了这两种恶意民事诉讼之外，不存在其他形式的恶意民事诉讼。但是，有的侵权法学者将“恶意导致执行原告的财产”作为一种恶意民事侵权诉讼。　有的学者将“恶意和无根据的民事诉讼”作为恶意民事侵权诉讼。1981年英国最高法院法令的第42节授予法院权力，由它来限定这种“持久麻烦诉讼活动”的界限。
　　根据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恶意民事侵权诉讼包括对于原告人身和财产的实际干涉，这里，需要有特别损害的证明。这种侵权行为的具体情况包括：对原告的土地恶意征收和附加税收，对原告实施民事逮捕，对原告提起无效私生子诉讼和精神错乱诉讼，对原告财产非法地扣押，对原告提起破产的诉讼等等。
　　行政诉讼的滥用，比如取消营业许可证的不合理的行政诉讼，也可以成为恶意民事侵权诉讼的基础。美国的许多法院都认定，这种行政诉讼类似于刑事诉讼，因此允许原告提起一种恶意民事侵权诉讼。
　　另外，美国越来越多的法院认可了这样一种恶意民事侵权诉讼：被告没有合理和合适的理由，就本质上同一性质的问题，对原告反复提起多种民事诉讼。在这种案件中，即使原告没有遭受到特别的实质性损害，他也可以提起恶意民事侵权诉讼，因为这种案件中被告的目的，就是想连续性的不成功的民事诉讼来折磨原告。比如，出租者和承租者签订了一份长期的租赁合同，一段时间后，租金大大低于现行的财产租赁价格。出租者不断地提起原告违约诉讼，指控原告在细微末节上违反了租赁合同，出租者反复败诉但是反复起诉。这时，法官可以推定，被告的行为是想通过诉讼给原告制造麻烦，让原告花费大量诉讼费用，最终达到被告的目的：要么废除租赁合同，要么提高租金。美国的这种诉讼类似于英国的“恶意和无根据的民事诉讼”。还有的侵权行为法学家把“恶意反诉”列为可以诉讼的恶意民事侵权诉讼。
　　三、其他诉讼滥用的情况
　　这里涉及的内容，是上述滥用诉讼程序侵权行为形式之外的规定。按照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二版第674节和第682节的解释，任何一种不合理地采用法律诉讼行为都可以构成一种侵权行为。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学术上的观点尚不能为法院所采用。
　　在英国，1838年的Grainger v. Hill　一案确立了这种侵权行为诉讼，法官说，被告采用了法律诉讼，其目的不是为了到达诉讼本身的目的，而是实施了一种侵权行为，从而导致了原告的损害。被告的行为是一种滥用诉讼，原告可以提起滥用诉讼的侵权行为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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