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倡导法官判案应当说理的各种论说中，人们往往忽略了不同层次法官说理的风格甚至内容上的差别。这可能是张教授所未及讨论的第三个困难。也许，我们在讨论现代司法制度时，对理性的主导地位多多少少有所夸大。去年，我曾为唐文法官的著作《法官判案如何讲理》写过一篇题为“人为理性之闪光”的对话体代序，也涉及到这个问题。我要请求唐法官允许我把它节选一下，放在这里，充作对张教授文章先知般的回应：
　　
　　甲：世间有些问题看似简单，但是真正追问起来并不容易回答。例如，法官判案应不应当说理，便是这样一个问题。
　　
　　乙：这还用问么？法官判案，如果不把他怎样得出判决结果的道理讲清楚，那岂不是想怎么判就怎么判，不成了典型的司法擅断和司法专制了嘛！
　　
　　甲：未必如此吧。你记得从前的“神明裁判”，不管是我们的独角兽，还是英国历史上的热铁裁判，还有，某些部落很晚近仍在采用的鳄鱼审判，都是不讲道理的审判……
　　
　　乙：请你不要将这些人类在蒙昧时代的做法拿来作依据。我们说的是现代社会。在民智未开的时候，人们相信一些超自然的事物能够判断疑难案件的是非曲直，所以，神明裁判可以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秩序。再说，鳄鱼不会开口说话，你让它如何说理去？
　　
　　甲：不，我觉得那是另一种说理，鳄鱼把两个嫌疑人中的一个吃掉了，剩下的就是无辜者，只要大家相信这种结果是公平的，就是一种合理化的过程，或者叫证成（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的过程。我的看法是，法官说理与否，或者怎样说理的问题，需要放在特定的语境中，在说服者和被说服者之间的关系中加以把握。而且，不要夸大今天的所谓判决说理跟从前的神明裁判之间的差别。
　　
　　乙：唉，这真是你不说我还清楚，你说了我反而糊涂。依我看，今天我们要求的说理是完全不同的。法官要在判决书里对于证据的采信或拒绝给出明确说明；他不仅要引用相关的法律条文，而且还要对引用特定条文——以及不适用其他某些相关的条文——的依据作出解释；他要对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的法律主张作出回应；在起*判决书的过程中他要严格地运用逻辑的规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说法官进行了法律推理，通过司法过程所推进的法律的确定性和统一性才可以得到保障……
　　
　　甲：其实，我也赞同你的观点，而且还可以举出严格的法律推理的更多的价值……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你的看法多少有些直线条了。现实中的法律推理要面临十分复杂的情况。举其荦荦大端，作为法律推理的前提的制定法是明确和清楚的么？如果法律条文本身存在着模糊、缺漏，或者由于事前制定，法条滞后，一味地严格适用将导致明显不公平后果的时候，法官该怎么办？他能抛开法律，径直地根据自己对于正义准则的理解判决么？法官运用的是什么逻辑？他与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之间有区别么？为什么著名的波斯那法官会说“法律总是吸引并奖励那些善于运用非形式逻辑的人们”？还有，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文化传统是否对法律推理的样式产生影响？再进一步，法官个人的某种“偏见”是否会影响法律推理？古罗马人把法律定义为“公正与善良的艺术”，请注意是“艺术”而没有说是“科学”，这是意味深长的。我之所以说法官说理问题要放在说服者与被说服者之间考察，就是因为这些问题实在是不简单，需要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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