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承认，自己这种多少偏于游戏的心态并不那么像通常标准下的学人，同时我也时常对于所谓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有些心存疑虑。我喜欢的是有些人文气息的法学研究，或者在法学研究的同时涉猎一些人文学科的知识。在从事对某些与现实的法律生活联系密切的问题－－例如，当今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的研究时，我便会深深地感到书斋里的知识与社会的知识之间的距离。我想拉近这个距离，但又下意识地相信保持这样的距离蛮好。于是，不免时常表现出徘徊和迟疑。在编辑这个集子、重读其中文字的过程中，这种徘徊心态加剧了。
　　
　　
　　
　　最后，让我简要地介绍一下这个集子的编选考虑。开始时我曾说，“在路上”书系是一个极富创意的选题构思，这不是一句例行的恭维；论文、随笔和对话的三分法很对我的路子。假如要编一部20多万字的学术论文集，不怕见笑，我恐怕要拿一些自己感到算不上论文的篇什来充数了。另外，我是法学界写千字文较多的一个作者，发表在不同报刊上的随笔、杂文加起来已经接近百篇，可以在这样一个集子里收入其中的一部分，当然是令我很快意的一件事情。丛书的编辑体例又容许收入对话，好得很，我恰好发表过一篇与两位朋友的长篇学术对话，“不搭配斯”，天作之合，我怎能不感到意外的喜悦呢。
　　
　　
　　
　　六篇论文短者万余字，长者六万字。最早的是论教会法的一篇，发表于1986年，最晚的一篇要到1997年年底才发表得出来，前后跨度12年。收入本书的随笔也都写于同一时期。我把它们分作两组，一组是我的本行法律方面的，另一组篇数少些，但却比较杂，涉及到一般文化现象、编辑出版、样板戏、辩论赛、朗费罗诗扇等等，大体上可以算是一些文化随感和笔记。收在这里，不知能否起到约稿通知里要求的表达“人文情怀”的作用。最后一篇对话需要略加说明。1995年起，《公共论丛》在三联书店出版，承实际主持编辑工作的刘军宁和王焱两先生不弃葑菲，把我列为三个编者之一，实际上我没有做任何编辑方面的事务。于是，一边不断地敦请军宁把我的名字去掉，一边考虑是不是为刊物做点事情，以减少些愧疚。军宁也约请我写点形式上稍活泼一些的东西，当时我和朱苏力、张志铭两位先生都很关注正在进行的司法制度改革，便想，何不三人一起，就这个问题对一次话，现场录音，再加以整理，送给《公共论丛》发表？这样的对话体文章做起来不费力气，肯定是自然流畅的。谁知录音机一开，平常滔滔不绝的三个人竟都有些手足无措，不知说什么好。答应军宁的任务又必须按时完成，于是只好由我把他们两位所发表的文章找来，综合平常聊天的印象，闭门造车，“伪造”了这篇对话——但愿它只是“假冒品”而非“劣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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