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纳还暗示：校园道德家在推销道德理论时，实际上是有自己的利益考虑。他说，现在的道德哲学家和其他学科一样已经完全职业化了。他们是教授，他们用自己的专业术语排斥他人，他们无非是想证明自己有用。道德哲学家的理论其实是没有说服力的。“他们都是在对自己的信徒们布道”（第104页）；而且，道德哲学家自己也未必按他们推销的道德哲学行为。“即使是在知识分子中间，也很少有人承诺要在道德信仰和实际行为之间保持一致。”（第61页）
　　但波斯纳还是肯定了道德实业家（如历史上的耶酥，以及他尊敬的麦金农）对改变人们的道德有一定的作用。不过，这种作用不是通过理论的说服，而是通过道德实业家的生活方式感染其他人。事实上，“道德一旦进入了我们心中，就很难改变。有时，也有改变，但那或者是由于物质环境改变了（或有关事实的信息改变了），或者是由于出现了与校园道德家类型非常不同的道德倡导者——某个‘道德实业家’”。（第49页）真正促使道德发生变化的是社会生活以及一些道德实业家的践行。
　 （三）　　　　
　　以上对道德理论的批评不等于说波斯纳在道德问题上是个虚无主义者，他主张“功能性地理解道德”（第34页），并不认为道德完全没有作用。他说：“道德理论的最有价值的功能也许就是消除道德推理上的错误。”（第17页），正是这个意义上，道德的价值和哲学理论的价值是十分类似的。道德理论的另外一个功能是可以为人们在思考和处理人生问题时提供多种可能的选择。道德是任何社会必不可少的东西，是有作用的，可是，道德争论是基本无用的。“我还想再一次强调道德原则和道德争议之间的不同。道德是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在的一个特点，并且渗透在许多法律原则的背景中，但是构成某个案件之背景的共享道德，……都是给定的，而不是争辩的主题。”（第160页）
　　但道德的作用是相对的。“道德相对性隐含的是，不存在任何令富裕的现代民族欢心意义上的道德进步，”（第27页）这种相对性主要表现在：
　　首先，道德是地方的。“道德词典都是地方性的。”（第31页）任何社会，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有一些公共承认的道德法典，外人很难理解，而且也无法令人信服地批评它（如印度的殉葬，许多国家的溺婴，多妻）。比如溺婴，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我们会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条件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物质生活条件和以往相比有很大的提高。在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中，为了保全其他小孩的生命，溺婴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所以，虽然我们现在不赞同溺婴，但我们对“谋杀婴儿是不道德的”这样的判断可能会迟疑不决，如同说耶酥基督违反罗马法不道德一样（第13页）。这不是抽象的道德评判的问题，抽象的道德信条是无法解决此类道德纷争的。同样地，我们现在认为奴隶制不道德，但我们现在的生存状况是否比他们好多少？或者仅仅是看起来比奴隶制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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