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本雅明通过非概念的文本呈现出他的精神、他的真理之时，同一文本也呈现了本雅明作为思想者最闪光的内质，这就是汉娜·阿伦特所命名的“诗意思考的天赋”。“诗意思考”摆脱了故纸堆中的寻宝，超越了概念工具的混战，这种思考从现时中汲取养分，以最贴近个人体验的高度来书写。“诗意思考”是知识超越的前奏，通过这样的思考，智识的结晶才能产生。在本雅明的时代，很少有人认识到他的这种天赋，而当其终于呈现之后，我们所看到的，已是我们自身“诗意思考”的缺失。
　　三
　　本雅明的著作是在八十年代末登陆中国的。张旭东在《启迪》的中文译本（台湾出版）中对当时的文化风气和知识环境作了一番详尽的描述：西方研究离开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自身的理论创造，“新方法、新理论、新思潮”沦为“一种不关痛痒的私人话语，或是成为时尚的风向标，或市场上流通的新的文化资本（或不如说是资本的新的文化符号）。”可悲的是，这样一段文字似乎依然可以用来描述我们当今的学术界。
　　与严谨构建背景、进行问题式思考相比，借用西学的大师级概念似乎成为一项时间短、见效快的学术“投资”。在先部队排个儿然后才有资格发言的学术论战中，用好了几个概念就好似挤进了各队领军人物的主战场，手握着消铁如泥的无敌兵器，大可毫无顾忌地施展花拳绣腿，直让对手和看客认不清招式才好。孰不知，这种内耗式的滥用概念不仅使我们在西学的误读中越陷越深，而且逐渐丧失了深入挖掘中国自身问题的阐释能力。不单局限在公共知识界，这一学术弊病也侵蚀了法学界。蔡枢衡先生尝言，中国法学就是“西方法学的摘拾与祖述”，而当今法学研究中这种“摘拾与祖述”早越过了西方法学，发展到了师弟摘拾师兄，学生祖述老师的地步。一人的创造可供一群人不断消化，学术概念也由此走向了规模经营的道路。即使这种“摘拾与祖述”并不至于沦为抄袭剽窃，危害学术伦理，而毫无智识贡献的重复劳动却异化了一大批法律学人，类似批量生产的学术论著无形中确立了教条的权威，理论的想象空间就这样被消解掉了。我们亲眼所见，多少学者就是在想象力的自多扼杀之后，患上了失语的不治之症，就这样堕入了学术上的无名死境。
　　处在“学生的地位”，大部分时间，我不得不对阅读怀有一种“有所得”的迫切期望。就像乞丐从施舍者手中求得金钱一样，我从公认的学术权威著作中拼命地吸收着大量的概念工具和新奇的文化符号。然而，我们获得的是至为宝贵的力量；于我而言，这种力量正是学术上的“诗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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