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种乌托邦方法对社会制度进行设计在波普尔看来是很不可靠的。因为它必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存在一个绝对理想的方案，（2）对这个方案要有绝对的信仰，（3）有办法把这样的方案挑选出来，（4）还要有实现这种方案的最佳手段。波普尔认为同时具备这几个条件是不可能的，而且，只要乌托邦工程管理者之间有在任何一点上有任何的意见分歧，如果不能采取理性的办法解决分歧，就可能使用暴力。所以，它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领导者的英明，“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英明的领导者们不可能通过理性的方法产生出来，而只能靠运气侥幸获得。”[8]因此，这种方法是十分危险的。而且，乌托邦方法必然导致教条主义。它使人们过分依赖“精神领袖”或伟大导师为我们设计的“理想方案”，认为我们只要按这样的方案实施，而无须思考这种方案是否可行，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放弃了思想自由和独立批判的能力，把自己主动交给别人，这很容易为极权主义的产生创造条件。它同时还为政治家推脱自己的责任找到“合理的借口”。如果一种方案实施的效果好，政治家可以把它作为自己的功绩，而一旦它失败了，政治家们又可以为自己辩解，把责任推给前人。另外，要实现一种整体的社会蓝图，往往需要少数人强有力的独裁统治。因此，这种乌托邦的方法是有害的。
　　另一种社会方法是零星工程的思考方法。波普尔认为这种思考方法在方法论上具有合理性。采用这种方法的政治家在其头脑之中，可以有或者没有一个社会蓝图，他也可以相信或不相信人类有一天将实现某种理想国家、并在人世间实现幸福与完善的目标。但是他会明白，假如至善至美在任何程度上可以实现的话，那么它也是极其遥远的。而且每一代人都拥有追求幸福避免痛苦和灾难的权利。“因此，零星工程将采取找寻社会上最重大最紧迫的恶行并与之斗争的方法，而不是追求其最大的终极的善，并为之奋斗的方法。”[9]波普尔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差别这远远超过单纯的字面上的差异，实际上，是理智的方法和非理智的方法之间的差别。社会零星工程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实施的。它鼓励人们积极地改变现有社会中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争取更好的结果。而乌托邦的方法潜在地期待某种一劳永逸的变革，不切实际地以为人间天堂可以在一夜间建立起来。事实上，建立人间天堂的梦想最终导致的都是灾难性的结局。
　　以上是波普尔的基本分析，我们可以把它和同时代的同样对极权主义的批评的著名的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乔治·奥威尔的《1984》进行简单的比较。这三本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极权主义带来以及可能带来的危害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奥威尔的《1984》让人们能体会到生活在那样的社会中的可怕。而哈耶克则从经济和法律角度对极权主义的分析得出和波普尔几乎相同的结论。他引用荷尔德林的话“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10]哈耶克同样意识到极权主义是对真理的终结，是对个人自由的极大侵犯，并最终损害个人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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