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法建立秩序的手段是“分”：即有序、安全、平等与自由。从同构与自足的观念出发，作者认为，“分”是暂时的，“合”才是法的本质。法之所以为法的逻辑必然性是“同构、互助、互养、和谐、自足”（第174页）。实在法完善、复杂化的结果不是更加独立，而是要不遗余力地与自在法同一和同化（第176页）。“分”这一价值之所以被过分拔高，按作者的思路，是因为由于异养生存使人类一心关注内部的纠葛与纷争，以至于人与生态的和谐、共处、共存、同构关系被遗忘和丢失了（第161页）。这就象梁漱溟和新制度经济学阐发的路径依赖一般，是诸在尤其是人为异养所付出的最大代价。这一任务只能由在一切在中，唯一能够意识到自己存在，有性智觉悟和理性能力人类完成。那么，人类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呢？
　　
　　　　　　　 三
　　
　　不二法门是破除虚假的人类中心主义。在我看来，作者一直在作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努力（“摆脱生存，摆脱人”。第21页。）。作者不断指出，人在自在、存在中不比它在更优越，但是，过程的逻辑使其成为诸在、万有的精华。弗洛伊德曾说，对人类中心主义有三次大的打击，第一次是哥白尼革命，他证明了地球远远不是宇宙的中心，在广袤的宇宙中，不过是一颗尘埃而已。第二次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他把人从“宇宙的精灵，万物的精华”的尊贵地位上拉了下来，人血统上的高贵性彻底崩溃。第三次就是他自己的学说，他摧毁了人据以自我确证的基础——理性，人远远不是一个“理性”动物，人的行为主要是由理性无法触及的无意识决定的。但是，尽管如此，人在实践中的地位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他依然是“大自然的占有者和主人”（笛卡尔语）。
　　
　　在原始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极其严酷的，人为了生存不得不与自然作艰辛的斗争。在《互助与自足》一书中，我们已经看到史前人们与自然的恶性关系。在中世纪，神的秩序确立以后，人的任务就是要澄清世界的秩序，把人与其他生物集合在一起的纽带就中断了。作为自然的一员的人就成了客体中的主体了。因为有了神，人们可能会认为自然中充满了神的象征与饰物，因此，可以推测，人对自然是敬畏的。而随着世界的“祛魅”（席勒语），世界成为一个“宏伟的水晶宫”（陀斯妥耶夫斯基语），加上科技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被彻底重构了：科技使人与自然越来越远，对自然的敬畏代之以对自然的征服。
　　
　　如果作者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努力只是因为对环境的焦虑，这本书就只是一本盛世危言一类的作品了。我认为作者最大的贡献在于，借助哲学以及科学，深刻地揭示了人征服自然的虚假性：存在的局限在于摄养方式的不直接，诸在不能直接以相为养源，无奈中变通为摄求诸在本身，引起在在之间的冲突、不和谐（第182页）。而一切生物的异养行为都不是真实的。它为了极微量的养源的摄入，就剥夺了生命者的生命，并因之造成了生物间的不和谐。（第12页）。真正的养源是相，一切摄在者最终所摄得的都是在中的相，在本身作为废物被排泄出来。在生命世界，摄养的具体方式是生命者之间的异养。异养是DNA用以控制诸在的秘密机巧。存在是为DNA的安全和复制卖命。它把养的本义掩盖在诸生命相互吞噬、毁灭的假相中，从而导致了普遍的冲突和生存竞争，因此，人是一种受DNA欺骗的动物，从一开始就为这可怕的恶魔所折磨，他的“养”彻头彻尾就是一场骗局。人在这场骗局中扮演了一个不光采和悲剧的角色。歌德说，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飞升。可是我们的确是在下坠。

第 [1] [2] [3] [4] [5] [6] [7] 页 共[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