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接着转向了形而上的探讨。世界为什么有秩序呢？这是因为作为存在的构成质素、前件、原因中，本身就已经包含了法相，秩序来源于存在或同构本身。与相一样，法相也是理解本书的一个重要概念。依作者解释，法相是法的法，规则的规则，即法之所以为法、规则之所以为规则的原因和背景。在是诸相的同构。法相具有合理、协调的主动能力，它的呈显保障了世界的恰到好处。（第57－58页；66页）法相是诸相同一的标度。（第8页）这一概念的引入，使法（不是实在法）与世界真正联系在一起了。这样玄乎的法相到底是什么呢？我的理解是，法相是在本身的一种“深沉结构”，它内置于诸在之中，默默地对诸在起着不可抗拒的作用。在论及自在法的普遍性时，作者提到，自在法不曾遗漏任何一个细节，即便是处在生物链最低层的植物，也有一系列维持生存的结构。这也许可以看成是对神妙的造化之手的礼赞，但是按照作者的理路，法相应该是同构与互助本身，它不能独立为在，其核心是体用不二、以相养用。它通过外在规则制约恶：用善平衡恶或剥夺恶。
　　
　　作者进一步分析了人际秩序与人际伦理。他对契约乃至法治的产生作了一个精彩的思想试验（或许也可以称之为历史回溯）。他认为，契约产生于强盗社会。最初，商人与强盗合一。他们在流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比他弱的人，他就是一个强盗；如果遇到和他势均力敌人，他就是一个商人。契约产生后又对法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陌生人之间，双方都失去了可以信赖的背景支持，契约是他们能够找到的唯一的依赖。总之，契约法是强盗们的善的内秉和生存的需求之间的互助与融合。（第123页）。契约乃至实在法都是以恶去恶，利用恶来抗衡、平衡恶，进而实现善。这里的“善”是指人际关系的协调、互助与同构。法律应该是合意的结果，是个体的域内法合意的产物。域际法的本质也是它所属的域内法的合意与选择（第145页）。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法律的受众（Adressate des Rechts）要想获得（康德意义上的）自律，就应当把自己看作是法律的制定者；而根据所制定的法律，他们又都是私法的主体。”（《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页343。）唯其如此，每一个受体所接受的都是他自己的意志，而非外力强加的意志。他才不会觉得自己仅仅是法律构建的主体，或者法律要适用的对象（客体），才能主动、积极构建作为法律主体的自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的人际同构法才可能“诱导出人的道德、伦理的承担、付出和匡扶的责任”（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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