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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初版于1814年，二版于1828年（本译本即自该版移译）。其中个细，从作者的序言中可察端倪；展卷抚读，则知著者于各时代历史皆熟谙于心。不过，鉴于此事可能并非人所周知，在下当对这一事实略作叙述。拿破仑，这位很大程度上实用《拿破仑法典》以为利索而锁缚各国者，亦将其强制施行于德意志各邦，而于成就其治，厥力甚伟。如此这般，在其1814年被推翻之时，该法典已在巴伐利亚、黑森州达姆施塔特的部分地区、普鲁士的北莱茵诸省、威西特伐尼亚王国、巴登、汉萨同盟的各城，以及一些其他超莱茵省份（ultra-Rhenish）施行。北莱茵各省保留施行该法，并且一直如此。在德意志其他部分，该法作为一种政治落魄的标记，几乎旋遭抛弃。以何种形式取而代之的问题，随即浮现。蒂博（Thibaut），海德堡大学法学院的一位杰出之士，在一份下文还将陆续提及的小册子中，建议继受一部法典。而萨维尼则于刻下的这本小书中，坚决反对此一不智之举，力陈归依于法国人已然倡行的法律体系之苟且无行。“在变革的时代”，瓦科宁（Warnkonig）教授说道：“萨维尼的主张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在1828年，他是如何重申自己对于早已提出、但已成昨日黄花的革新的反对意见的呢？不管怎样，他的著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其予法学理论研究导向上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将法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的法学家们无以忽视。”（Themis, tom.10., p.138）。[ii]
在萨维尼看来，究竟何者得为恰当这一念，迫使我就所负任务的困难之处，略予陈说。就该书的译文而言，鄙人不得不遗憾地坦陈，读来并非特别流畅，亦未能如我所愿地竭尽原作神韵。
人们希望一位现代英语作者的文字应当如此清通晓畅，几可拯救其读者于思想的泥沼；他被要求不仅得用人们或可领会其意思的表达，而且其所表述的亦仅限于此一种意思。如今，我们的语言已然纯熟至精，足可驭握，精确表述。然而，德国人从来不曾屈服于语言的羁绊，而且，在有关语词的运用上，尤其是在那些具有确切涵义、精审配置的语言结构的运用上，享有极其广泛的空间。因而，一位德国作者指称不仅其确已言说或提及，而且他认为一、两页前即已论及，而读者自当了然于心的内容里的dieses, jenes 或es（这个，那个或它）时，就丝毫不足为奇。如此这般，他们的语言，连同其全部的丰富与多样，遂咸认依旧尚未成型——正如一位德语的赞颂者所论，“德语的能量不会为任何语言的立法所限”，[iii]而且，德国人依然相当严重地倘徉、耽溺于神秘主义。本人对于德国文学的有限了解当然不足以作此判断，但是，我的朋友们，其之判断，我且十分仰赖，却肯定了本人的这一印象。我并非决然肯定吾人立论允当；进路不对，不付出相当的力气，而要获臻正确结果，实在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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