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自然言说-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一石激起千层浪，蒂博的倡议获得了热烈的反响。但在萨维尼看来，当时的德国，既不具备制定一部法典的能力，客观上亦没有为一部法典的生命力所堪凭恃的社会－历史基础。因为，所谓的法律，不外是特定地域人群的生存智慧与生活方式的规则形式，如其所言，"法律并无什么可得自我圆融自洽的存在，相反，其本质乃为人类生活本身。"而这个大写的人类生活，首先而且永远总是表现为特定的民族的生活。正是民族的历史所凝聚、沉积的这个民族的全体居民的内在信念与外在行为方式，决定了其法律规则的意义与形式。经由漫长的历史之轮的砥砺，法律与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逐渐调适，契合不悖，融和无间，从而赋予法律以自在自为的功用与价值，而法的功用和价值，也正在于表现和褒扬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法律因而成为民族历史凝成的生活方式的规则形式。法律之有生命力，此为由来；法律之为良法，此为一端；而法律之无效，之失于为民众所广泛信受，亦正在于其失于"表现和褒扬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正是根据这一事实与规则的基本历史图景，"如果说有什么应予谴责的话"，如萨维尼所言，"当是法律类如一种乖戾专擅之物，而与民族两相背离"。因而，法律精神，一如民族的性格和情感，涵蕴并存在于历史之中，其必经由历史，才能发现，也只有经由历史，才能保存和广大。"历史，即便是一个民族的幼年，都永远是一位值得敬重的导师。"只有通过历史，才能与民族的初始状态保持生动的联系，而丧失了这一联系，也就丧失了每一民族的精神生活中最为宝贵的部分。
　　
　　　　下面一段话，为历来研究萨维尼的论著所引述。的确，"实在法的起源"一节开篇这段文字，堪为其思想的经典表述。在人类信史展开的最为远古的时代，可以看出，法律已然秉有自身确定的特性，其为一定民族所特有，如同其语言、行为方式和基本社会组织体制。不仅如此，凡此现象并非各自孤立存在，它们实际乃为一个独特的民族所特有的根本不可分割的禀赋和取向，而向我们展现出一幅特立独行的景貌。将其联结一体的，乃是排除了一切偶然与任意其所由来的意图的这个民族的共同信念，对其内在必然性的共同意识。
　　
　　　　这种民族的"共同信念"和"共同意识"及其情感诉求，就是三十六年后始见诸萨氏文字，而为后人多所指陈的"民族精神"（volkgeist）。说来颇为吊诡，虽然后世之人，不管东西南北，褒萨贬萨，都以"民族精神"为契，但甚少注意到萨氏直到晚年始用volkgeist一词来表述自己的理念。褒之，谓"民族精神"为历史的实在；贬之，则形容其为民族主义者的心灵幻象。但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这篇论文中，自始至终，的的确确，未曾一次出现过这一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