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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第三部分或许会引起比较大的争议，因为牵涉到已被很多人讨论过的“复转军人进法院”、“司法腐败”等问题。这里就不对我的看法作介绍了，书里都有具体的论述。我只想阐明我的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法学家始终面对的都应该只是事实本身，而不能仅仅凭理想就作出什么制度设计。事实上，在写关于“司法不公”的那篇文章之初，我的原意是想通过材料来透视中国的司法腐败问题，但动笔之后，通过分析材料，我却得到了与原先的想法完全相反的结论－－司法不公和腐败并不如人们（包括我自己）所想象的那样，愈演愈烈，实际情形很可能恰好相反。既如此，那自然就应当让事实说话，而不是再坚持我原来的想法，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持学术的尊严。
记：讲到司法不公正，有一个问题，近年来流行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基层法院的法官的职业素质相对不高（与中、高级法院的法官相比），而且，中、高级法院又有较严格的内部监督，因此，司法腐败更易发生在基层法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朱：我不太同意这一判断。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牵涉较多利益（因而双方也更有动力去贿赂法官）的经济案件都是在中级甚至高级法院审理的，与那些在基层法院审理的普通民事案件相比，到底司法腐败更容易出现在什么地方？进一步地看，你所谈到的这种观点的前提是知识与道德挂钩，认为受过大学教育、文化水平高的人道德水平也一定高，这显然犯了一个错误。有一些实证研究甚至已经证明，知识人很可能比受教育少的人更缺乏道德（编者按：关于文化素质、专业水平和道德的关系，请参看《送法下乡》页338，注释9）。认为基层法院更易发生腐败，这种观点的另一问题是在于对监督严密与否的认识。决定监督效果的，不是有多少字面上的规章制度，而在于现实中有多少双眼睛在注视着你－－想一想吧，为什么熟人社会中私隐少而陌生人社会私隐多？法官究竟是在基层法院受到的制约多还是在中、高级法院受到的制约多？
记：朱老师，从您早些时候的论文——比如《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到这几年您写的《为什么送法下乡》、《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人》，我有一个感觉，您学术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始终是中国农村，那么您为什么如此“偏爱”农村呢？
朱：其实谈不上什么“偏爱”（我对农村其实并不是特别熟悉），如果一定要用什么措辞来表达的话，那或许应算是对于中国社会的关心。理解中国的制度一定要了解中国社会。之所以讨论了一些农村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今天中国虽然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农村的影响却还在，即使在大城市，小社区的思维方式实际上还支配着很多人；另一方面，我们不应遗忘农村，或许在转型的进程中秋菊的困惑是免不了的，但难道就可以因此而放弃他/她们，不去关心这些个体，这些活生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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