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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认为“广义的法律社会学实际是由多个交叉学科构成的，无法形成或尚未形成统一的、便利法官和其它法律人运用的研究进路和方法。
而狭义上的法律社会学（sociology of law）更多借助了社会学、人类学的实证调查方法，尽管有助于理解特定社会中的法律和制度，可供法学家参考，但对于大批受传统法学教育的、强调操作的法律人来说，出于学科传统和研究时间的限制，实证研究的方法似乎也缺乏足够的相关性。”其一，广义的法律社会学被苏力认为是无法形成或尚未形成（看，怎么又不努力了？而且是无法还是尚未形成他也不知道，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好象是贩卖多于自产，按照他的思路，我还可以追问一句到底有没有自产）统一的、便利法官和其他法律人运用的研究进路和方法，所以被苏力所不提了。我不明白的是苏力这里为什么说便利“法官和其他法律人”，他这样的说法到底把所有法律人都包括，还是如同下文一样，把法学家给排除出去呢？同样，为什么苏力又强调统一、便利，这对方法论来说是真的那样重要么？为什么要那么大的影响呢？而且方法的意义和掌握方法的人数有什么必然联系么？如果不包括法学家，也就是说法学家对广义的法律社会学能够掌握，那潜心做这个广义的法律社会学有什么不好么？难道中国真有那法学家（包括苏力本人）有很好的法律社会学理论或者方法么？强调法官和其他法律人做什么呢？为什么非要走些野路子，坑害百姓呢？：）
同样，苏力将狭义的法律社会学“尽管”用了几个“尽管”，最终还是以“对于大批受传统法学教育的、强调操作的法律人来说，出于学科传统和研究时间的限制，实证研究的方法似乎也缺乏足够的相关性。”为由给舍弃了。呜呼~~朱苏力大哥，I服了U！~我终于看明白些了。
他最初好象是要提出一个能够超越法条主义的，能够适用于当代中国变革时期的，并使中国法学真正形成研究的传统的什么玩意，现在似乎已经变成一个不为如苏力样的学者或法学家所采用的（他喜欢把其所在的法学家排除在外）只是让那些票友随便哼唱两句的小曲，而且这小曲还要顾及票友的臭毛病（所谓“又不能不重视法律界已经形成的、哪怕是有明显弊端的学科传统”）。有弊端，而且是明显弊端的某某都要重视（虽然是“不能不重视”），并且这重视不是为了消除弊端，以“有明显弊端的学科传统”这棵毒树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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