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出来的文化冲突
游刃
【全文】
“别人种了九千年的桃子，他不跟主人打一声招呼摘来便吃，当人家制止时，他不但不听劝阻，而且还大打出手毁了人家的桃园。别人辛辛苦苦炼好的丹丸，他拿来就吃，还把主人打得头破血流，临走还毁了人家的制作车间——像这样一个野蛮顽劣的猴子，竟然被许大同在电子游戏中描绘成英雄……”
——这段法庭上律师的表演注定要成为未来中美文化冲突的标本，因为导演郑晓龙甚至自信这部电影在美国本土的上映正在创造“刮痧”这样的新词汇（而不是如同英文版译名那样的Treatment），从而部分的促进着电影本身意图传达的文化理解与文化宽容。这的确是今天相当有卖点的一个文化命题，“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没有好坏之分。甚至没有高低之别。”“而我，是属于有点儿想法的人，就看重了能多少表现点儿文化层面东西的《刮痧》。”（http://ent.sina.com.cn/m/c/33438.html）。
的确，类似我这样的观众，很快就可以发现导演的匠心。随着剧情的铺陈，当医生发现了丹尼斯背后的刮痕立即报警，我不禁哑然失笑了。对剧情一无所知就走进电影院对我而言并不多见，因为朱旭、梁家辉和郑晓龙这样的名字已经意味着无可置疑的品位保障，但当我发现自己竟然碰到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律电影”，却仍然有些意外，我不知道他们能诠释些什么。而后自然的，大脑就开始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按照导演预设的思维轨迹飞速运转、体味、“思考”。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我对同伴说片子看的有点累，感觉好象被上了一课，不仅因为剧情实在矫揉造作乏善可陈，更因为电影压着你的舌根逼着你把曾经吞到肚子里的东西全都倒嚼上来重新“品咂”了一遍——你醉过酒么？如果没有可以去试一下。
从这个角度讲，说这部片子很“好来坞”实在有点名不副实，说导演有寓教于乐的初衷也只能认为结果很失败。曾经用电影语言（虽然是电视剧）讲述《北京人在纽约》故事的人，面对林达先生《近距离看美国》的读者，试图告诉我们王启明们“出走后怎样”，却明显表现的力不从心。这种“就是不怎么对劲”的感觉，当我脱离了郑师傅的发功范围，可以静下来真正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时候，发现，那也许来源于一种过于强烈的表达和“说出点什么”的欲望。
无疑，他有说故事的资本：他的夫人王小平在美国读书，他有直接接触美国文化的动机和条件，而且这次的编剧过程王小平也参加了创作，拍摄《北京人在纽约》的经历，使他对纽约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http://ent.sina.com.cn/m/c/34180.html）；他有说故事的现实基础：《刮痧》的创作来源于1994年一对台湾移民夫妇因为给孩子洗澡时不慎摔了孩子，被社会福利机构控告虐待的真实故事，在确定了刮痧的主题之后，更得知1996年在匹兹堡，真的有一对华人移民夫妇因为给自己的孩子刮痧祛病，被当地福利机构指控虐待儿童，剥夺了其对子女的监护权（http://ent.sina.com.cn/m/c/33759.html）。一切都顺理成章，文化冲突也确乎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