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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在不停地揉搓着个人的精神，而个人的肉体又在无尽地嘲弄着社会的可笑。疯癫与文明的角色在这里相互交换、重叠、唱和。主人公的出现导致了文明的贫血，他的妻子每天都把窗帘拉上呆坐在屋里，日渐消瘦下去，他的女儿也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但在小说的最后，当主人公成了干净的疯子的时候，这母女俩终于重新溶入正常的文明生活，她们已经不再那么神经质了，“……这母女俩与疯子擦身而过，仿佛他们之间不认识。疯子依旧一跃一跃地走着，依旧叫唤着‘妹妹’。那母女俩也依旧走着，没有回过头。她俩走得很优雅”。（《现实一种》，余华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9年7月第一版，页177）疯癫在这里几乎成了引起文明感冒的病毒，成了文明打摆子的诱因。
尽管疯子已经是个干净的疯子，但他仍然是个疯子。文明的社会可以让他外表干净，但文明的社会有能力使他不疯癫吗？疯癫不是文明社会治理的手段和策略吗？但疯癫在这里岂不是又对治理提出了挑战吗？疯癫与文明的戏无休无止的演下去。顺便提一句，它们在余华的《河边的错误》里有更为精彩的演出，而那部小说揭示出的法律的局限也比许多法学家的高头讲章更有力量。
性与痛感：肉身造反逻各斯
几乎在所有描写集权社会的作品中，性都成了个人反抗社会的最后武器，无论是王小波笔下的陈清扬，还是奥威尔笔下的温斯顿。在一个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全民公敌的社会中，个人已经没有权利处置自己的财产、能力、身体和绝大部分的感觉。性成了可能反抗的最后的主题，那是集权的探照灯无法照到的领域，王小波给人以这样的期盼，而奥威尔也有这样的计划，不过奥威尔更冷酷一些，因为这唯一的希望在最后也归于幻灭。
在logos无法言说、无法道说的时代。在logos没有声音的年代，肉体开始骚动、喧哗。“道成肉身”转变为“肉身成道”。
性是肉身成道的一个面向，而痛感则是肉身成道的另一个面向。在禁锢的时代（不论是禁欲主义的维多利亚时代还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时期），身体的利用也是一种罪恶。现在，主人公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本能的力量在可汹涌处汹涌澎湃。他以丧失他我为代价，以丧失语言为代价，获得了一个机会。他痛快淋漓地、公开地表达自己的快感和欣喜。自编自导自演的戏剧，观众无限的戏剧的盛大演出。无数压抑的、冤屈的、苦楚的情感，无数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追索都在“墨、劓、宫、腓、大辟”行刑的过程中得到宣泄和满足。一滴滴淋漓的鲜血滴在人类文明史，一声声锯骨头的嘎吱嘎吱声，也正是社会架构地基摇摆，接榫脱臼、哗啦啦大厦将倾的哀鸣。主人公以严格的执法完成了法律的颠覆，也完成了对社会的嘲弄。只要他存在，就会有人无法安生，这是一粒投到平静的湖里的石子。只有他的正常，才能使他的妻子从神经质中解脱出来，只有他的正常，社会才能恢复正常功能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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