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九八六年》的初步解读
汪庆华
【全文】
在余华这篇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的预期无法实现，这不是一部反乌托邦的小说。毋宁说，它不过是诸多以年代命名的小说中的一部，它是对疯癫与文明、身体与社会、身体与规训的文学重构。在这里，我们并不能获得我们期望的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电幕、老大哥或者是新语之类的集权主义的道具；余华也没有象王小波那样直言不讳地在他的《2000》中宣称的那样，要感谢奥威尔不朽预言的启示。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从《一九八四》的主题切入《一九八六年》，那未必不是恰当的解读。
主人公是位中学老师，就读师范的时候醉心于
刑法史。他在文革中受尽折磨，子散妻离。十年之后，他出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往日的标语已经被白色的石灰刷掉，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已经消失于无形。天下太平，河清海晏。一切都发生了，一切都没有发生。象图尔尼埃笔下的《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簿狱》中的礼拜五一样，这位主人公过于长久地被隔离于社会之外。外在地看，他丧失了作为自我参照系的他者，他丧失了自我；但内在的看，他在失去自我的时候，他找到了本我。他已经丧失了用语言表达自我的能力，但他获得了另一种表达自我的能力。他的表达是他的身体，他的语言是他的身体，他借以表达的方式是“墨、劓、宫、腓、大辟”。尽管他失去了部分记忆，但他却极其深刻地保留了各种行刑方式的记忆。主人公、他的妻子、孩子以及妻子的后夫、观看的人群构成了一个圆形剧场，而演出就在剧场中进行。
疯癫与文明
苏格拉底认为，在希腊悲剧衰落、喜剧兴盛的时代，希腊人的精神生活就已经退化，因为喜剧所揭示的意蕴要远逊于悲剧。但是，施特劳施却在分析阿里斯托芬的时候指出，喜剧的内涵远过于悲剧。正是喜剧更加深刻地揭示出公民与城邦之间以及公民自身德行中的张力。（Leo-Strauss, the problem of Socrates, in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105-107）正是在笑声中，一切被颠覆，正是因为喜剧因素对悲剧的渗透，悲剧才获得了持久的、更为深刻的后果。在悲剧中，又插入喜剧的叙事；在对事物的不可避免的悲剧性条分缕析、逐一揭露的同时，又有喜剧场景的缓和气氛；叙事技巧更臻完备，而其揭露的人的生存命运也就更为复杂。《一九八六年》的主人公演出的就是这样一副悲喜剧。主人公一生历经磨难，在 “演出”之后，他从流着鼻涕、散发恶臭、自我行刑的疯子成了干净的疯子。无疑，他是时代、体制、教化和文明的牺牲，他失去了妻子、儿女、家庭，失去了除了自己身体之外的一切。但他的服饰、刑具、夸张的动作、其癫僧的形象却又让人忍俊不禁。然而，正是这么一位无名小卒对社会构成了威胁，正是这么一位为人所鄙夷的小人物成为国家治理的障碍；这种深刻的反讽带来了黑色的幽默。身体被社会夷平，社会又被身体颠覆，这就是这出戏剧的题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