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 (Offentlichkeit) 来自汉娜·阿伦特的“公共空间” (der — offentliche) 的概念。从表面看，两者没有多大差别，，都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实际上有重大的差别。阿伦特的“公共空间”概念是从她的“政治”概念来的。她认为，政治不是在人们中，而是在人们之间产生的。’不同的人的自由和人的自发性是人之间这个空间产生的前提。所以政治的意义在于自由。政治依据人的多样性这个事实。一个人不会有这个“之间”，同样的人也不会有这个“之间”；只有不同的人才会产生公共空间及对公共空间的需要。而这个空间反过来又保证了他们的多元与不同，保证了他们的自由与自发性。人之间的这个空间，就是世界。也就是说，世界是由人的多元性产生的。只有我与他人同时共存，才有世界。多元与差异是自由的本质，也是世界和政治的本质。暴力只能导致公共空间的摧毁，所以，暴力与政治无关。但现代恰恰以暴力代替了政治，以同一代替了多元，人越来越变成马尔库塞所谓“单向度的人”，使得公共空间和自由受到了根本威胁。本世纪的极权主义只不过是一个特别明显的症状而已。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恰好是现代—启蒙的产物。所谓“公共领域”，就是私人聚在一起，议论、讨论公共事务，形成意志，达成共识。无论是早期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变 ) ，还是后来的《交往行为理论 ) 和《事实与规范》，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着重的是趋同，求同，而不是存异。即使事实上做不到，也要将它作为一个乌托邦确立。然而，一个“统一意志”的社会，自由从何谈起 2 西方舆论在这次战争中惊人的一致，倒是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一个很好说明。至于即使这样的“公共领域”概念也内外有别，在哈贝马斯的国际政治理论中并不存在，说明哈贝马斯视他者为无物，西方的意志，就是普遍的意志。
　　
　　哈贝马斯的例子告诉我们，凡是坚持启蒙普遍主义和主张现代性的人，大都是坚定的西方中心论者。而启蒙普遍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者，也往往同时是西方中心论的批判者和真正的多元主义者。；西方中心论对差异与他者的压制，使我们不能不怀疑启蒙和现代性的哲学基础—普遍主义和同一哲学本身潜在的专制含义。更应使我们警惕的、是，二十世纪专制主义的哲学基础也是普遍主义和同一哲学。以“解放被压迫人民”或“保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名义出兵和以人权的名义出兵，同样都是以一个冠冕堂皇的道德理由，行干涉侵略之实。一九六八年苏军坦克开进布筑路的同时，莫斯科提出了“有限主权论”。三十年后的今天，在北约的轰炸声中，哈贝马斯说世界公民状况要民族国家的独立朝后退。这种惊人相似后面的同一逻辑，不令人深思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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