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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和帝国主义

  
  如果我们坚信民主是人类公共生活的普遍原则,不仅适用于单个国家,也适用于国际关系,世界应该是一个放大的民主社会,而不是强权政治的一言堂,那么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 ) 中所表述的民主产生法律的原则,正是他在谈论国际关系彻底法律化时所应坚持的原则。比起现代西方社会,今天的世界更为多元。世界法律如果要有的话,更应该是通过平等的对话、交流产生,而不是凭借强权和武力,将自己的意志和喜好作为普通法律强加于人。可是,在哈贝马斯的文章里,我们看不到他在《事实与规范》中大谈的“公共领域”、“民主程序”、“交往理性”或“对话”、“讨论”,更没有“平等参与”。北约和南联盟不仅不是平等的关系,简直就是警察和罪犯的关系。这个警察之所以能有效地对付罪犯,恰恰在于法院 ( 安理会 ) 拒绝发出执法的命令。以此为出发点提出的国际关系法律化,当然容不得平等参与,理性论辩,或程序民主。却让人们看到,强权政治就是国际专制政治,暴力之下无民主。
  
  对一个哲学家来说,尤其对一个政治哲学家来说,理论的一贯性和彻底性不仅是一种学术美德,也是一个道德要求。一向热衷于谈论“公共领域”、“交往行为”、“商讨伦理学”、“激进民主”和理性主义的哈贝马斯,为什么会在今天写下这么“一篇狂野暴力的辩护词” ( 彼得·汉德克语 )? 是因为战争的第一个牺牲者总是真理,因此,曾经鼓吹“解放”的“批判哲学家”一夜之间思路转向了导弹飞行的方向 ? 还是这位法兰克福学派的殿军终于以与现状的认同和向权势靠拢,完成了对这个学派的批判和背叛 ? 其实,早在《事实与规范》出版后,就有批评者指出,这部书是“支撑国家的” (staatstragend) 。哈贝马斯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者到北约战争的支持者,其来有自。
  
  正如他以所谓普通语用学的修辞取消了阿多诺等人赋予矛盾的社会存在论地位;样;启蒙的辩证法到了他那里,变成了启蒙原教旨主义。启蒙哲学的核心是普遍主义与同一哲学。所以阿多诺在 t 否定的辩证法 ) 对启蒙的负面效果——大众文化和工具理性的批判,在 ( 否定的辩证法 ) 中进一步发展为对同一哲学的批判。正是这种批判使他永远是现状的质疑者,而不是认同者。尽管哈贝马斯一再提到阿多诺对他的影响,但阿多诺对同一哲学的批判他并不认同。相反,他坚信“启蒙的普遍主义”,将欧洲的启蒙运动变成了人类历史的普遍必然。问题是作为欧洲历史经验的启蒙,其普遗主义不可能是真正的普通主义,而是以某种特殊为普通的伪普遍主义,即以西方现代性价值为普遍价值,将西方等同于世界。哈贝马斯正是如此。在关于战后德国的政治走向问题上,他坚决主张德国走西方的路,即英美的路。为此,他对阿登纳政权赞美有加,认为它奠定了战后德国的政治方向。他对现代西方制度完全认同,公开宣称他理论著作的终点就是要求“金钱、权力和团结间可接受的平衡”。所有对西方现状和现代性有所怀疑的人,都被他称为“保守主义者”。在他那里,西方、现代性和人类历史是基本同一的。“差异”和“他者”对他最多只有论证和修辞策略上的意义。他的“公共领域”里,没有真正的他者,因而只是一个伪民主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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