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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讲的Volksnation，也就是所谓Volk des Volksgeistes，指以表现于特定的语言、文化之中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为基础的民族，它区别于Nation der Staatsbürger，也就是由公民所构成的民族。现代集体认同之形成的典型，就是从Volk des Volksgeistes到Nation der Staatsbürger的过程。在这个过程背景之下，福禄培尔（Julius Froebel）对「甚么是民族？」这个问题作了今天读来很有启发的回答。在福禄培尔看来，从描述的目的来说，「民族」的纯粹政治的概念和纯粹谱系学的概念都是不适合的，因为民族是和文化相伴随的。从规范的角度来看，只有一个民族的民主自决的愿望才为政治独立的要求提供基础。对于一个民族的统一来说，共和主义的自由具有规范的优先性。同时，曾经在瑞士生活的福禄培尔又知道，对于一个共和主义的共同体的生存能力来说，共同的文化生活方式的前政治地起作用的──至少是想象地起作用的──共同性是多么重要。
哈贝马斯认为，对于正走向后民族形式的政治联合的欧洲人来说，福禄培尔的这种观点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基于「马约」的欧洲统一、范围扩大到多重政策领域的欧洲统一，要求在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层次上实现那种十九世纪在民族国家的公民之间第一次确立起来的「抽象的团结」：丹麦人必须学会把西班牙人、德国人必须学会把希腊人当作「我们的一员」来看待，反之亦然。民族（Nation）的观念在其血族的理解形式（voelkischen Lesart）之下曾经导致了对他人、尤其是对犹太人的排斥甚至灭绝。「但在其文化主义的理解形式之下，民族的观念也有助于确立一种在那时以前彼此当作外人的人们之间的团结和共存。我们就欧洲的政治统一而言所面临的，是我们的日耳曼语学者就他们民族的政治统一而言所面临的类似的任务，尽管所处的处境是不能模拟的。」一百多年以前，以实施人权和民主为主要职能的民族国家框架，使得一种超越祖源和方言的、新的抽象形式的社会整合形式成为可能。一百多年以后，我们现在面临的任务是以「进一步的抽象」、在更大的范围内继续这个任务。实际上，哈贝马斯把欧洲统一的事业看作是资产阶级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当然，他大概也会把这种「继续」看作是对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的又一次突破。
这种突破是一个历史性学习过程的成果：与十九世纪德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相比，当代欧洲人的优势在于他们已经明确地意识到：「集体认同与其说是现成的，不如说是做成的。」
二 「做成」现代集体认同的关键：政治文化
现代集体认同区别于传统集体认同的关键在于，「它要确立的仅仅是异类的人们之间的统一性」。即使在同一个民族国家之内，公民们也常常是语言、文化、信仰和种族上彼此不同的个体。但正是这些「他人」们一起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我们」。「做成」现代集体认同的关键，是怎样把「他人」结合起来，怎样使这些他人们形成同属于「我们」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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