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6.结语：群体的时代与民主
　　
　　从以上讨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包括勒朋著作中那些没有多少恶意的种族主义言论在内，他的惊人的预见力，是我们难以否认的。3520世纪是个群众参政意识普遍觉悟因而也个民主口号盛行的世纪，然而它同时又是一个“最血腥的世纪”。36与此相比，勒朋所援用的那些19世纪群众运动的事例，只能算是小儿科了。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这种民主观念的普及过程中，既包含着人类几千年来想要驯服强权的真诚愿望，也隐含着为此而奋斗的人民落入强权圈套的巨大危险。托克维尔当年说，“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是不可能使一个民族获得自由的”。37勒朋的对现代化过程中群众崛起的惊恐，其实是这种怀疑态度的继续。就像当时包括尼采在内的许多思想家一样，勒朋对于世纪之交的西方文明，也抱着一种绝望的未世心态。他似乎在群体的崛起中嗅到了某种历史轮回的征兆。按他的历史观，一切文明都逃不脱由盛而衰的循环过程，而当一个文明开始败落时，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一直就是群众最明确的任务，只有在这时，群体的主要使命才清晰可辨，这时“人多势众的原则似乎成了唯一的历史法则”。对于这些带有宿命论色彩的言论，我们可以不屑一顾，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勒朋在潜意识里是想结束西方这种因权威危机而面对的混乱局面的。他所希望的解决方案，毫无疑问是18世纪的英国人建立的模式，因此他对“拉丁民族”缺乏盎格鲁·萨克逊人那种个人独立感情一再表示担心。他认为，由于这种缺少“种族品质”，他们在考虑自由问题时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宗派的集体独立性，“在各拉丁民族中间，自宗教法庭时代以来，各个时期的雅各宾党人，对自由从未能够有另一种理解。”这种群体意识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倾向，使得法国人总是把民主理解为个人意志和自主权要服从于国家所代表的社会的意志和自主权，“因此在法国，不管是激进派、社会主义者还是保皇派，一切党派要求全都求助于国家。”38他能够在群众给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所造成的深刻变革中，警觉地嗅出“大众民主”与“独裁主义”之间有着直通车关系的危险，这种思想显然起着致关重要的作用。勒朋思想的来源，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种族主义和对英国保守主义传统的留恋外，19世纪中叶以后在欧洲愈演愈烈的的反理性主义思潮，对他的思想影响也是清晰可辨的。但是这种影响并没有使他转向浪漫主义，反而强化了他的传统主义立场。正如上文所说，他对人是一理性动物这个启蒙哲学的基本假定，有着深刻的不信任。他用和后来的哈耶克几乎完全一样的语气，认为“对历史事实最细致的观察，无一例外地向我证实，社会组织就像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复杂，我们还不具备强迫它们在突然之间发生深刻变革的智力”。因此他反对一个民族热衷于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他认为，这种变革的计划从理论上说无论多么出色，都不会使民族气质即刻出现变化（因为“只有时间具备这样的力量”）。采用激进的方式，借助于抽象的原则贯彻一种社会改造的蓝图，只会“使一个高度精致的文明倒退到社会进化更早期的阶段”39。所有这些，构成了勒朋对群众、领袖和观念的鼓噪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理念持极端轻蔑态度的基础。虽然从这种“群体时代”的现象中，他错误地得出了和施宾格勒一样的结论，以为自己正在目睹西方文明就要没落的征兆，但是大概没有人会否认，他的群体心理学研究的意义是超越了这一错误的。因此，假如我们只去批评他那种有点神秘主义的种族论倾向和经常是不合“学术规范”的癔断（这当然必要），这无异于放弃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思想。至少我们可以说，勒朋的群体心理学研究所触及到的问题，不管在他之前还是此后，是一切思考民主问题的人所难以回避的。群众作为一种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指出过它有着走向独裁的危险。40此后的柏克、孟德斯鸠、约翰·穆勒和托克维尔等人这方面的言论，也早已为人们所熟知。我们更应深思一下，自从古希腊之后，以民众直接参政为基础的民主在人类历史上消失了二千多年，这一现象很可能有着深刻的人性方面的原因，假如我们只用一句“反动的黑暗时代”之类的话唐塞过去，未免显得幼稚可笑。勒朋生逢一个群众重新崛起的时代，他敏感地意识到了这种现象中所包含的危险，并且以他所掌握的心理学语言，坦率地把它说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勒朋的思想是超意识形态的，不然的话，我们也许就无法解释，在民主和独裁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为何我们不管是在最右翼的哈耶克那儿，还是在力求不偏不倚的熊彼特或有左翼倾向的阿伦特和弗洛姆，都可以看到勒朋思想的影子。这种不谋而合的立场，实是因为他们都看到了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即20世纪暴虐而巨大的独裁制度，它与以往的专制最大的不同之处，便是它们的合法性全都援之以一定的群众运动。政治言辞一贯冷峻的马克斯·韦伯论述权力类型的学说广为人知，其中有一种类型便是“直接诉诸民意的民主制”（plebiscitary democracy），关于这种类型他说，“领袖民主制最重要的类型——魅力人物统治的正当性，便是蕴含在因为被统治者的意志而产生的、并且仅仅由于这种意志而得以存在的正当性的形式之中”，而在现实中提供着这种类型的，正是那些“古代的和现代的革命独裁者”41。当韦伯说这些话时，他显然理所当然地认为“革命独裁者”也能建立“民主”，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说法有什么自相矛盾之处。在这一点上他还没有勒朋来得明白，在表述同样的思想时，勒朋使用了几乎和韦伯一样的语言，但是他同时也指出了这种“民主”毁灭个人自由的本质：“大众民主（Popular democracy）的目的根本谈不上支配统治者。它完全为平等的精神所左右，……对自由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尊重。独裁制度是大众民主唯一能够理解的统治。”42不言自明的是，这种不尊重自由的民主，当然也会使人们本来要用它来驯服权力的愿望完全落空。因此在读了勒朋之后，当我们再听到有人说“代表人民的利益”或“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时，是不是该多一份警惕呢？阿克顿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今天至少从口头上已被中国人广泛地接受，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个事实，即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提醒人们对“一切权力”都有限制的必要，不管它是个人的权力还是集体的权力。至于如何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不免就会想到权力分立和选举制度等复杂的宪政架构。这是勒朋思想中的弱项，当然也就不属于本文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