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直通独裁的心理机制
冯克利
【全文】
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
——《韩非子·外储说》
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英雄豪杰与民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孰轻孰重，历来是史家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当然也是个非常不易于说清楚的问题。常言道，一个好汉三个帮，这句明白易懂的话让人觉得平实而中肯，可以省去我们做历史辩证法深思的不少麻烦。然而，这些历史中的好汉（或袅雄）与帮手的学术地位，却是非常不平衡的。研究英雄的著作或是给英雄出谋划策的各类宝鉴，千百年来不绝如缕。而就那些帮手们而言，在“群众社会”到来之前，操持着改变或维持历史方向的势力的并不是他们，而是遍布于这个世界大大小小的帝王将相和各路神仙，因此鲜有人把他们做为一个实体进行研究。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民主时代的到来。曼海姆在他去世前一篇讨论世俗化过程中“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的未竟稿中，根据中世纪晚期以来在民俗、艺术、建筑等方面的变化，对决定着后来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民众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的潜移默化，做了十分深入而生动的说明。1当然，他认为这个过程最显著的结果之一，便是各种偶像与建立在血统基础上的世俗王权，逐渐被平等人权和参与扩大的主张所消解。它使权威合法性的来源产生了一个重大的转移——血统身份也罢，君权神授也罢，奉天承运也罢，此时都已不再可能，领袖要想号令天下，也惟有反求诸天下的“授权”才成，这时群众才真正成了前台的主角。
1．被遗忘了的勒朋
然而，群众在社会生活的变迁中唱起主角，这种现象对近代政治制度的变迁带来的结果，并不全都令人欢欣鼓舞。正如近代中外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的，群众的民主权力就像一切个人权力一样，当它没有受到恰当的宪政约束时，也很容易转变为它的反面，成为一种暴虐的权力。因此自柏克以降，便有许多思想家对于各种群众领袖挟民意而行独裁的负面作用忧心忡忡。从这个角度讲，法国人勒朋（Gustav Le Bon，1840-1931）在两个世纪之交写下的一系列社会心理学著作，尤其是他写于上世纪未的《乌合之众——民众心态研究》2一书，实在是不该受到我们忽视。勒朋（Gustave Le Bon，1841-1931）是何许人物？本来我们对这位当年法国的才子式人物不该完全陌生。他的《乌合之众》一书，包括汉语在内被翻译成17种语言。3惜乎近代以来，国人长期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总是摆脱不了“保种图存”的国家主义意识，因此最有现实意义的学说，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之类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像《乌合之众》这种反集体主义的著作几乎没有机会进入人们的视野，当然也就不足为怪。勒朋从1894年开始，写下过一系列社会心理学著作，鱼龙混杂，蔚为大观，除了上面提到的《乌合之众》外，还有《各民族进化的心理学规律》（1894）、《社会主义心理学》（1898）、《法国大革命和革命心理学》（1912）以及《战争心理学》（1916）。不过最成功的还要算《乌合之众》这本书，它在1895年出版后，以平均不到一年再版一次的速度，至1921年已印到第29版。今天我们在主要的网上书店，仍可看到此书的几个网页和读者针对此书的一些奇谈怪论（两个网上图书馆亦可免费下载英译本全文）。4关于勒朋的思想倾向，当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心理学的开山乔治·米德（Ggeorge Mead）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中评论勒朋的思想时曾说，“勒朋是这样一批法国人中的一员，他对自己民族的文明几乎已经感到绝望，只有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个人主义中,使他看到了未来社会的唯一希望。”5我们从米德这段话可知，勒朋身处思想混乱、歧见纷呈的世纪未，是属于法国思想界中“亲英派”的边缘人物。当然，在他的著作里，我们随处可见他对“盎格鲁·萨克逊种族”的心理素质和政治制度的赞扬，不过要论系统与深刻，他较之自己同胞中的大师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等人远远不及,甚至与比他年长一辈的希波莱特·泰纳相比，也逊色不少。6因此只说他有盎格鲁·萨克逊情结，并不足以解释他的思想特色和对后世的持久影响。他的思想价值来自别处。在《社会心理学手册》一书中，美国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奥尔波特（Gordon W.Allport）对勒朋有极高的评价，认为“在社会心理学这个领域已经写出的著作当中，最有影响者，也许非勒朋的《乌合之众》莫属。”7罗伯特·墨顿（Robert Merton）在为此书简装本所写的长篇序言中也说：“反对者可以驳斥勒朋的言论，但是他们不能对它视而不见，至少，假如他们不想放弃对社会心理学问题的关心，他们就不能这样做，因为那都是些基本的问题。这正是勒朋此书的主要功绩所在：它几乎从头到尾表现出一种对重要问题的敏感性。……只有在极少数思想家中，才能看到这种不断发现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的本领。对于社会心理学家以及所有思考自己社会的人，勒朋的著作所关注的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注定会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8持论稳健而超脱的熊彼特在其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也曾特别强调了勒朋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作为一个时代表征的重要意义，认为勒朋最早有效阐明了“个人在群体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的突然爆发”的实相，从而“给予作为古典民主学说和关于革命的民主神话基础的人性画面沉重一击”9。我们当然不至于把这些话当做溢美之辞，对于20世纪出现的许多成功或失败的民众革命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灾难，我们如想对其寻求一点心理学上的理解，从勒朋那里的确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