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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我们前面所探讨过人类形成于制度的思想，则这种观点就更显豁了。显然，根据这种制度的观点，人类绝不可能是原子化的，超级理性的（ hyper-rational），一味追求效用最大化的（utility maximizers）。相反，参与者正是他们运作于其中的制度的产物。我们毋须为这些加之于我们的限制而徒然伤悲，或者幻想某一天我们可以摆脱一切我们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而完全自由，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传统却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了，同样是那些限制约束，事实上却是解放的力量。在一个知识总是分散的、零碎的和默会的世界上，制度是形成任何一种社会秩序所必不可少的。人类永远是社会的产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我们永远不可能是我们自己有意识的建构的产物。
根据这三位思想家的观点，人并不秉赋什么超级理性，相反，他们总是出错，并且常常是短视的，时时需要他人所拥有的知识的指导。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是具体的（contextual）、零碎的、靠不住的、且常常是无法言传的。如哈耶克晚年著作所提出的，即就是他们的理性能力本身，也是文化制度（cultural institutions） (哈耶克 1988)的产物。Jaffe (1976: 521)对门格尔思想中人的描述就合乎这一传统：
如门格尔所观察到的，人，远不是什么利益的算计者，而是某种装模作样的、老出错的、消息闭塞的被创造物，饱受不确定性的折磨，永远在诱人的希望和无法忘怀的恐惧之中徘徊……
在这三位思想家的著作中，人类绝不是原子化的，也绝不是狭隘的利己主义者。事实上，批评者所谓的“原子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并不明确。如果它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可以脱离其他人或是人类制度而存在”，那么按此一传统思想家所持上述对人的看法，当然是错误的。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976 [1759])中，斯密指明人类道德的基础正是同情的能力。门格尔所理解的人则是由他运作于其中的制度性条件（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所塑造的。在哈耶克那儿也很明白，人并非Veblen的批评所总结的是互相隔绝的、狭隘的利己主义者。
哈耶克 (1946: 13)写到，苏格兰伦理学者讲到“利己”这个词时是指下面的意思：
但是，这些词[自爱或自利（self-love or selfish interests）]并不是指狭义的自我中心，而是指某个具体人的比较直接的需求。“自我”实际上是指一个人要关心照顾的对象，理所当然地就包括他们的家庭和朋友，如果也包括该人事实上关心的任何人或事，当然也没有什么区别。
紧接着，哈耶克 (1946: 14)又解释了为什么在某种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可以认为人是利己的：
比这种道德态度远为重要的……是一个无可辩驳的知识上的事实，对此没人可以改变，它也足可以构成个人主义哲学家得出结论的根据，这一事实就是，由于人的知识和兴趣受到制度的约束，他只能了解整个社会的极小一部分，能促使他行动的，就是他的行动对他所熟悉的领域（sphere he knows）产生直接的影响。
“他熟悉的领域”这句话可以被理解为包括家庭、朋友之类的东西，而绝不仅仅只指狭隘的“自己”。“他了解的领域”这一洞见也可以追溯到斯密，他分析了人们如何与自己比较熟悉的人和不怎么熟悉的人打交道。在我们与自己非常熟悉的家人朋友打交道时，我们会很容易地就能预想他们的感受、反应，并且能很容易作出相关的反应，而当我们跟陌生一些的人打交道时，就没有这种轻松了。
不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他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潮，苏格兰传统的自由主义一点也不迷信人类的理性能力。事实上，这一传统的自由主义倒是坚信我们的不可避免的无知。恰恰因为我们的知识只是尝试性的、零碎的和不可言传的，所谓我们才需要依靠自发演进的社会制度，才能生成社会之秩序。自发形成秩序的过程就是交流沟通的过程，它能使我们超越我们对于世界的的非常狭隘的和片面的看法，而得以运用他人拥有的同样是狭隘、片面，但却跟我们的不同的知识。因此，在苏格兰传统中，最具有的“理性”的，并非是个人，而毋宁是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过程。
作为一种政治立场的自由主义
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有时又被称作“古典自由主义，今天则被称为极端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它主张，，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国家财富”（ the wealth of nations），个人也毋须随其他方面进步而改进，国家所要承担的，仅仅是保障生命、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超出这些界限的国家敢于都只能起反作用，只会侵犯那些权利，只会妨害人们达到他们自己本来可以实现的目标。 换句话说，国家干预只会给人民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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