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密到门格尔再到哈耶克：苏格兰启蒙运动传统的自由主义
Steven Horwitz 秋风译
【全文】
从斯密到门格尔再到哈耶克：苏格兰启蒙运动传统的自由主义
Steven Horwitz 秋风译
导言
不管政治上左翼还是右翼的思想家，都开始关注起启蒙运动及与之在学理上相关的政治自由主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评论。很多批评集中在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所提出的具有超级理性和/或过度原子化的人的观念。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提出的知识观和社会互动的观念，则被认为与晚近以来人与社会共同体的观念无关。但是，这种批评的问题在于，它混淆了不同类型的启蒙运动自由主义。准确地说，这些批评家常长是没有充分注意到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出现的自由主义传统思想家的成就。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与英格兰和法国自由主义之间存在差异，而这些批评对苏格兰自由主义其实是无的放矢。苏格兰传统强调自发秩序及把市场交换看作某种沟通方式，从而使它具有相当独特的个性。[1]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既可以被理解为某种人类科学的研究科目（包括传统的社会科学，也包括历史学、哲学、语言学、及心理学中除生物学的那部分），也可被理解为一种主要探讨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政治哲学。当然，这两者是关连的， 政治哲学总是倾向于越界进入社会科学的分析领域。更明确地说，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传统主要围绕“自发秩序”的概念展开。按Adam Ferguson的话说，自发秩序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非人类设计的结果”。自发秩序是指那种实践、规则、制度等，它们并非由于人类预见到其益处、从而有意识地、自觉地创建出来，而是无数按自己的计划追求各自之目标 的人的无意识的结果。
这种主题在前后相隔三个世纪的三位浸淫在苏格兰传统中的思想家那儿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和最好的发展，他们是18世纪的亚当斯密 ，19世纪的卡尔门格尔 ，与20世纪的 F. A. 哈耶克。这三位思想构成一个连续不断的学术线索，他们以独具匠心的途径探寻社会分析及最可欲的政治秩序。在他们的论著中，用以研究人类行为的自发秩序显然使他们集中研究三个问题：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与大量人类知识的不可言传性（inarticulate），经过演进使人类得以超越分散和默会知识（dispersed and tacit knowledge）的制度安排，上述制度促进或妨碍演进的机制。
斯密、门格尔、哈耶克体现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纲领（ Research Program）
苏格兰传统的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研究纲领，试图弄清楚，社会制度（social formations）是如何作为人类行为的无意识结果而形成的。从哲学高度可以说，它解答了为什么我们应该相信，这些社会制度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这一传统中的最重要的思想家都持有相同的个人概念，它认为，正是人类知识与理智的局限性，使得运用社会制度以达致社会性秩序而成为必要。更具体些说，这种自由主义试图解释，当下和过去的社会制度如何从自发秩序中形成，它们又是如何协调每个人不同的计划和偏好的。这一传统的研究所注重的是，为我们据以超越个体知识之局限性的那些制度的运作提供某种解释，并揭示这些制度是如何历史地演进和形成的。
亚当·斯密
这种传统始于18世纪，最早是一批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亚当·斯密, Adam Ferguson, David Hume, Bernard Mandeville等等。斯密非常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比喻，已经成为这一思想传统中最广为人知的典范。实际上，斯密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只用了两次“看不见的手”这个词。不过，Ferguson和 Mandeville的论著也都明确表达了同样的思想，Hume和其他苏格兰思想家在不同的地方也明确地提出这一观点。这些著作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主张，人类本性就是如此，， 而在一套适当的制度下，社会就可以防止人类最丑恶的行径，引导我们的自利，在无意识中为他人也带来益处。在论述看不见的手的著名的段落中，斯密 (1976 [1776]: 477-8)论证道：
某人支持国内工业而不是国外的工业，其实他的目的本来只是为了自己的安全；采用某种方法使工业生产实现了最大价值，其实他的本来目的只是为了追求他自己的收益；在很多情况下，他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达到了目标，这一目标并非他本愿。他没有想到贡献社会，对社会来说，并不是坏事。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贡献社会，常常倒比他刻意地去贡献社会更有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