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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的知识论与权力限制

  
  哈耶克为证明这种立场的错误,提出了他的“扩展秩序”的思想,这一著名概念脱胎于他五十年代以后开始系统阐述的“自发秩序”的思想。如想掌握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也许最方便的办法就是了解他赋予这一概念的含义。他的立论是以这样一个问题为起点:人类是如何从早期的原始社会中那种休戚与共的小部落,发展成广土众民、和睦相处并形成巨大而复杂交往关系的巨型社会的呢?哈耶克认为,形成这种社会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便是人类中的某一部分群体,在一个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调节人际关系的规则,它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人类特意计划或追求的结果,而是在没有人能够预知其后果的情况下,经过漫长的岁月在自发的进化中形成的。人类早期在不存在国家之前自发出现的贸易、先于理性时代而形成的传统习俗,都证明了文明的成长与其说是因为理性的完善和强大政治国家的建立,倒不如说国家和理性精神的产生是它们的结果。
  
  为了解释这种具有扩展性的行为规则的形成,哈耶克经常把社会比作一个“有机体”,他借助于一些研究“复杂现象”的学科知识(如生物学、化学和现代协同论、系统论等)说明,对于这种包含着无限多的要素、相互作用关系极为复杂的有机体而言,人类的理智在了解它们的秩序模式的形成机制上所能达到的认知水平是十分有限的。对于这种复杂现象,我们充其量只能掌握一些有关它的一般结构的“抽象知识”,这根本不足以使我们有能力真正“建造”它们,或是预见到它们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他认为,许多知识分子敌视市场秩序、亲近社会主义的原因,便在于他们没有真正理解或根本不愿意理解这种抽象的和自发形成秩序的模式在一切生命领域所起的作用。正是因为这种不理解,使他们情不自禁地倾向于从泛灵论的角度,把复杂结构解释成有目的的设计的结果。由于这种“建构论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把人类社会获得的一切优势和机会,一概归功于特意的设计而不是对传统规则的遵从,因此他们认为,只要运用理性对目标做更为恰当的设计和“理性的协调”,就能消灭一切依然存在的不可取现象。包括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头脑在内的知识分子所以倾向于社会主义的选择,都是因为他们在理性之外看不到任何有用的知识,或者说,他们不承认人类通过理性而得到的各种知识体系,也受着某些传统文化模式的制约。
  
  那么,人类的理性与知识既然有着不可克服的局限,它又是如何为文明的进步做出贡献的呢?或者换言之,人类需要对社会发展和制度的形成采取一种什么态度,才能最好地使有限的个人知识得到充分利用呢?在哈耶克的理论架构内,这一问题其实包含着他的知识论的两个要点,并且我们很容易看出,在如今被广泛谈论的知识经济的时代,他这方面的思想对我们有着十分明显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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