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裔美国人在财富和学识方面的平等，是其社会状况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在政治上当然有着显著的效应：财富和学识的平等，要求人们在各个方面想有平等。托克维尔认为，政治平等有两种，每一个公民都有权，或者都没有权。在一个社会里，前者有可能，后者也有可能。托克维尔写道：
实际上，有一种要求平等的豪壮而合法的激情，在鼓舞人们同意大家都强大和受到尊敬。这种激情希望小人物能与大人物平起平坐，但人心也有一种对于平等的变态爱好：让弱者想法把强者拉下到他们的水平，使人们宁愿在束缚中平等，而不愿在自由中不平等。这并不是说社会情况民主的民族天生鄙视自由；恰恰相反，他们倒是对自由有一种本能的爱好。但是，自由并不是他们期望的主要的和固定的目的，平等才是他们永远爱慕的对象。他们以飞快的速度和罕见的干劲冲向平等，如达不到目的，便心灰意冷下来。但是，除了平等之外，什么也满足不了他们，他们宁死而不愿意失去平等。
但从另一方面说，当公民全都一律平等以后，他们就难于团结起来反对当局侵犯他们的独立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强大得足以单枪匹马地进行胜利的斗争，而只有把所有人的力量联合起来的团结才能保住他们的平等。但是，这样的团结并非总是存在的。
托克维尔的结论是：“不同的民族可能从同一社会情况得出两种完全不同，但又出于同源的政治后果。”
不过，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在这两种选择之中，英裔美国人在人类第一次十分幸运地避免了专制统治，他们依靠他们的环境、来源、智慧，尤其是他们的民情，使他们建立并维护了人民主权。进而言之，英裔美国人是幸运的，但他们也进行了最大的努力。没有努力，幸运的机会也会白白丢失。
在今天，托克维尔的探索可能会有一些争议。因为在当代美国，人们是否在财富上依然保持着平等？许多统计数据难以支持这一论点。不过，
继承法的确依然在发挥其分散巨大财富的作用。在美国，可能有比尔·盖茨那样的上百亿的富人，但是许多新兴的富人，都是在短期里面发达起来的，他们并不能在财富上成为贵族。而且根据很多富人的设想，他们不想把巨额财产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都想把财产捐给社会的公益事业或者慈善事业。在教育上，美国人50％左右的人，都受过大学教育，而且许多人都拥有博士学位。美国法律毕业的人严重过剩，很难找到律师工作。许多成人学了得到博士学位以后，也很难找到与自己的专业相匹配的工作，但是美国的大学每年还在大批量地生产出来，因为他们公民接受更多的教育，有利于整个社会整体水平的提高。美国有学识的人多了，但是，人们在学识上依然是平等的。与托克维尔时代相比，不过是平等的水平有所上升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