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一限定还不足以总括“未经登记的不动产物权”的特征——现代民法同样允许债权对抗以非法形式侵害债权的第三人——更深入的问题还包括，“未经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是否可以对抗诸如二重买卖之中的恶意第三人？从《日本民法典》订立之时的立法意图来看，答案似乎是否定。因为同是规定权利对抗效力的法典第54条、第94条第2款、第96条第3款中，都采用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字样，显然立法者是有意避免在第177条中使用“善意”一词。但随着“第三人范围限制说”成为司法界与学界的主流观点，一些日本民法学者试图对这一问题作肯定回答，从而提出了二重买卖中的“公信力说”。（注一）
　　二重买卖问题是第177条的典型适用，其基本形态为：设不动产A的所有权人甲将该不动产卖给了乙，但乙并未办理登记。随后甲又将该不动产卖给了第三人丙且丙办理了登记。此时，在乙与丙之间产生权利冲突。丙是否可以援用第177条保护“第三人”的规定来对抗乙？如果可以援用的话，则丙取得不动产A的所有权的法律构造如何？毕竟，依据日本民法典第176条意思主义的规定，甲乙双方达成合意之时，A的所有权已经转归乙所有。甲在已经丧失A的所有权之后，又怎么能再将A的所有权转让与丙？如果法律认可这一转让的效力，岂非违背了罗马法——同时也是人们经验中的——的大原则：“任何人不得以将大于自己所有之权利让与他人”？（P.30）
　　为了解决这一逻辑难题，日本民法学者提出了二重买卖中的“公信力说”。其要旨是：丙获得不动产A的所有权之所以为法律认可，是因为丙基于对登记这一公示方式的公信，信赖甲为不动产A的所有权人，故与甲订立了契约。法律为了确立公示的公信力，视丙原始取得了不动产A的所有权。因此，在这种情形中，丙与甲订立买卖契约之时必须未曾知晓乙已持有对A的“未经登记的所有权”，就成为了整个“公信力说”的逻辑基石。一旦丙于订立契约之前已知甲乙之间买卖契约的存在，则丙对于登记的“公信”也不复存在，对乙来说丙便成为“恶意”第三人。此际，在逻辑上，丙缺乏“公信力说”要求的逻辑前提；在伦理上，丙的“恶意”行为本身具有反社会伦理的性质。因此，结论是，作为“恶意第三人”的丙，不能援用第177条来对抗乙。
　　二重买卖中的“公信力说”本身建构得相当严密。铃木禄弥虽然主张“恶意第三人”仍在第177条所说的第三人之列，却难以轻易击破“公信力说”。在《物权的变动与对抗中》中，他对“公信力说”的两根支柱——逻辑与伦理，分别展开了批驳。
　　在逻辑层面，铃木禄弥首先批驳了“公信力说”中教条的所有权概念。他的这段论述我觉得极为重要，不吝篇幅抄录如下：

第 [1] [2] [3] [4] 页 共[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