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疯癫与文明》讲述的就是“船”消失的历史：“禁闭”怎样取代了航行，疯人院如何代替了愚人船。
布兰特在长诗《愚人船》中写到，“整个世界陷入阴沉的黑夜，…而每一条街道都能看见愚人横行”。仅仅过了一个半世纪，愚人就不再在街头巷尾出没了，围墙将这些“另类分子”禁闭在总医院、教养院、城堡和收容所中。对于美德共和国来说，这些人是听凭命运摆布的不稳定分子；对于治安的王国来说，他们是危险的个人；对于新的工作世界，他们意味着游手好闲和纪律松懈。现在的任务，是要使他们“听命于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这些曾经乘坐“愚人船”自由漂泊的人，现在却要终生死守在他们的牢房中，只不过随着所谓“人道”和“科学”的进步，这个牢房从囚禁的场所变成了医疗的空间，而病床最终又变成了弗洛伊德面前的躺椅。
作为福柯的博士论文，《疯癫与文明》这本书的奇异程度，丝毫不亚于博斯的画。法国著名作家布朗肖评论说，这是让大学与非理性面对面地碰撞。不过，这次碰撞似乎并没有给福柯带来多大损伤，反而为他赢得了最初的声名。尽管在心理学界，特别是在精神病学界，不乏反对的声音，萨特为首的哲学界也十分冷淡。但主持答辩的著名科学史学者康吉兰对此书大加赞赏，在福柯去世后撰写的纪念文章中，仍然对此念念不忘，回忆起这本书最初如何令他着迷，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局限，称这本书的出版是一个事件。局限、界限或者说极限（limits），这绝对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词。布朗肖说，与其说这本书是一部癫狂的历史，不如说是一部有关界限的历史，借助界限，一种文化排斥了某些东西，将它们放在了言语的边界之外，成为写作难以到达的外面。因此，如果我们要理解福柯的这本成名作，界限及越界（中文本译为“越轨”，似可商榷），就是洞见这部疯狂的历史的眼睛，不过不是上帝的眼睛，更象是博斯画中被戴上了荆棘之冠的耶酥基督的眼睛，没有宽佑，只有嘲讽。
“界限”这个词也使我们意识到，这本书尽管受到了康吉兰和法国认识论传统的泰斗巴什拉的赞誉，也赢得了年鉴学派的象征布劳代尔的褒扬，甚至被罗兰·巴特引为结构分析的同道，但这本书的真正“教父”却既非法国的科学史传统，也并非年鉴史学或是结构主义（后来的《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倒更能看出这些倾向的影响），而是塞尔和布朗肖提到的尼采和巴塔耶。是的，正是尼采，赋予了这部历史以某种异乎寻常的光泽。《疯癫与文明》堪称一部现代性的《悲剧的诞生》，只是这部悲剧的主角，尽管他的姿态暴露出一个在激情、痛苦与狂喜中挣扎的身体，但却没有象萨特剧中的人物那样喋喋不休，我们只能隐约地听到含混的咕哝，这个悲剧的主角没有自己的声音来言说，理性占据了他的位置来发言，夺去了他发声的权利和能力。因此，《癫狂与文明》是一部沉默者的历史，但是这部历史却只能借助那些囚禁他们的看守、医生、政府官员之口来讲述；我们只能看到围墙与边界，无法真正涉足另外的空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