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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塞维特斯(通译为塞尔维特)是死定了。加尔文甚至在以残酷迫害异端著称的苏黎世等四个宗教团体都拒绝对这有学问的医生处以极刑的情况下，甚至当这“衣衫褴褛、胡须紊乱、面容肮脏瘦削”的神学家、生物学家愿意以“人对人、基督徒对基督徒”的方式与这位权倾一时的论争敌手和解的时候，仍然得不到加尔文丝毫的怜悯。他要求这囚人的，是精神与信念上的屈服。这对常人说来真是一点也不难，不幸塞维斯特选择以精神自由为终极目标，于是这要求就显得过分了一点。他拒绝了，坚决拒绝，明知前景是“即将被文火烤成一摊胶状物”——他宁愿受半小时极大的痛苦赢得烈士的桂冠，而将彻底野蛮主义这一耻辱的标签永远贴在加尔文身上。”
故事到此并没有完。如果说，加尔文以为他的在肉体上消灭异端足以从精神上巩固他个人独裁的话，他对于人类对人道与自由的向往以及他们为之奋斗的勇气就太低估了。塞维斯特的惨死，使另一名具有独立人格的思想家，当时正静静地做着学问的卡斯特利奥，“从书页中抬起头来”。平静、谦和，然而却是坚忍不拔地投入对思想专制的斗争。在观点上，他与塞维斯特并非同志，他甚至可能完全不同意塞的《基督教的复兴》说；但他站出来了，不顾自己“可有可无、微不足道、无足轻重”，只不过是一个“靠译书和担任家庭教师所入，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的穷学者。他代表“受辱的人权”，向不可冒犯的权势宣战。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当他在世的时候，“在加尔文势力所及，营业印刷商没有人胆敢出版卡斯特利奥的书”；而随后，“对他著作的审查制度，持续了几十年和几百年”。
其实卡斯特利奥完全可以三缄其口，如果这样，他会安稳地度过一生，并向世界贡献上优秀的法语及拉丁语《圣经》；而历史依旧向前行进，200年和350年后照样会有伏尔泰抗议卡拉斯案、左拉抗议德雷福；中国的闻一多也照样会拍案而起，藐视独裁者的子弹……但他选择了长达十年的几乎见不到任何希望的抗争。没有任何有权势的人或者公众的爱戴作依靠，押在胜负的天平上的，只有他自己的生命。
今天，用现代人的眼光看，卡斯特利奥用生命争取的命题实在平凡又平凡，就象蒸汽能驱动轮机，电脑能进行运算一样天经地义:
寻求真理并说出自己所信仰的是真理，永远不能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
然而，为这一命题而牺牲的人，恐怕不会少于世界大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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