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中国,必将是新的时代。新世纪中国的民主革命将继续20世纪的革命者的事业,继续将中国的民主革命推向前进。如果托克维尔生在当代的中国,如果他要为了中国的民主革命而考察美国的民主,那么他将如何写作《论美国的民主》,针对该书的“序言”来说,他将如何写作《论美国的民主》的“序言”呢?或者说,如果托克维尔有机会在今天到中国旅游,在考察中国监狱制度的同时,考察中国各地民主革命的进程,他将如何写作《论中国的民主》的“序言”呢?
托克维尔不可能复活,因此他也不可能满足我们的要求。这些任务只能由今天中国的托克维尔来做。中国的托克维尔如何来成就这一事业呢?其他国家的学者的做法,有助于中国的托克维尔展开自己的事业。在此,美国的托克维尔、非洲的托克维尔、阿富汗的托克维尔,他们的努力,无疑都是可以借鉴的。
在美国,我所认识的今天的托克维尔,主要是奥斯特罗姆夫妇。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写作的《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等著作,探索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基本制度设计理论,以及在托克维尔之后所经受的一系列考验。他的妻子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则从托克维尔的研究出发,总结了托克维尔研究美国民主制度的基本方法和模型:制度理性选择的方法或模型,着眼于警察服务、大城市地区治理结构、水资源管理、全球森林资源与环境变化等问题,探索人类社会公共事务的多中心的治理结构(部分研究成果参见《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译丛》,上海三联书店,2000)。如果说文森特的努力,还局限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发展,埃莉诺的努力,已经把托克维尔的方法具体地与现代自然科学(GIS和Remote Sensing)和社会科学技术结合起来,运用于世界各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
除了奥斯特罗姆夫妇的文献之外,目前我正在阅读一位美国政治学者、托克维尔研究专家Barbara Allen教授的著作手稿,该手稿有510多页,题目是《托克维尔论契约与美国革命:使人与天合一》,著作有三个部分,一是托克维尔与美国契约的起源;二是契约的脆弱性;三是以联邦的方法处理异质性与统一性。她作为一个美国学者,努力的进程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是一致的:核心在于美国的民主革命和稳定发展的、经得起挑战的民主制度。最近,我还将阅读一位非洲学者正在写作的《托克维尔在非洲》一书的前几章。与我同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研究的阿富汗学者也在思考:《托克维尔在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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