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他对独立战争后的开国元勋解甲归田之主动自然的由衷赞叹，他对南北战争后遗留问题处理方式的唏嘘感慨，甚至对于议会投票是否实行匿名制基于不同文化氛围做出分析并得出不同结论，都可以看出他是在为中国人而观察和思索。正是这种立场的存在，才使一切都变的很自然，很亲切，也很可信。任何观察和思考的前见都是无法最终避免的，关键是 怎样正视并提醒读者注意这种前见的存在以留下反思的空间。
　　
　　而恰恰是这种异域的视角，使他可以尽可能的避免政治正确这类因素的影响，用一颗没有任何历史包袱的淡然之心去做自己的判断。两种心态视角的不断切换，诚可谓近视辨物，远视正身，各取其备，各得其利啊！
　　
　　回想中国百余年近代史，在日见明朗的现代化大旗之下跋涉履历，在各色制度文化中间徘徊抉择，以洋务为师试图理解别人的生活也有好多年的历史了，但仍不免猎奇浏览之中一知半解乃至不求甚解。要效法他人制度上的先进，必定要真正理解制度之后运行的基础理念，抛却急于求成的过甚功利之心，仔细体味别人的理念制度到底如何作用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并与其真实的生活互动。虽然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一直以来都有人出于各种心态目的去做了，而每有这种认真负责的感受和评价，对于我们认识自己和他人都肯定是大有裨益的事情。林达先生的努力，我想应该算做唱出了心灵交流中的一支凯旋吧。
　　
　　只有开放而对了解他人怀有兴趣的民族，才可能是有活力有希望能够胜任竞争的民族。现在我们的放眼寰球必定仍然难以摆脱现代化这样沉重的历史使命，因而一旦评价起来，仍然难以顾及纯粹的审美、趣味和人类相知的心性，多半一定要找出更多的“意义”。但真正这些“有用”或“无用”的意义并行不悖的时候，一定是我们以宽容、理解和善待他人及自己作为我们生活准则的时候。相信也只有在这个层面，才说出了林达先生最终的抱负：
　　
　　“在人类步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民族矛盾，种族差异，地区分离，文化对抗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里顽固地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国家，几乎没有人能够摆脱这个问题的困扰。怎样对待人类本身与生俱来的差别，怎样面对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肤色，宗教信仰，文化遗产，政治理念乃至风俗习惯的差别和矛盾，怎样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将成为二十一世纪每个个人，团体，地区，国家乃至全人类所不得不面对的最大挑战。没有人能够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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