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先生是讲故事的高手，大量的例证是他行文论事中的一大特色，故事当然是读来的，但怎样用我们民族的语言拣选精当的例子再重新表述就是作者的功力了，在他的故事中，我们时常能看到说书人那激动之际闪亮的眸子和思考之时紧簇的眉头。有许多案例事件作者是用了相当篇幅来详细介绍前因后果的，比如《总统》中的水门事件和克林顿当政之后所面对的一系列其他国家权力机构的制衡，《梦想》中的“阿姆斯达”号案件和1964年夏季自由运动中的费镇谋杀案，《忧虑》中美国公民自由协会为堪萨斯市3K党争取在当地电视台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而做的辩护，哈瓦德.莫蓝的文章导致的言论自由与国家秘密之争以及辛普森案件等等。正是这些故事，使作者的论理摆脱了一般学术文章的模式而成为美国政治法律文化的风情集锦，而它们最吸引人的地方则在于，大家总能从这些自以为知道的事件中看出许多不寻常不知道的东西来。
　　
　　林达先生也是运用语言的高手，许多叙述中一些不经意的感慨点评，经常可以让我心潮起伏甚至两眼噙泪。那是一种在你的心壁深处鼓起激荡的能力，它指引着你的良心善心和不满足之心真正的切入当事者的情境去感受他们的所有痛苦困惑激情甚至恐惧。所以我时常觉得这种描述已经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小说一类作品的效果，于无声处点尽沧海，细究之下却无所着落，但潜移默化之中也就暗藏着大彻大悟的玄机。而象我现在所要做的工作，似乎就是要重新把这些新鲜时令晒制成缩水鱼干了。
　　
　　　　　　　 语境的力量
　　
　　林达先生跨文化生存的体验给了他一种基本的在两种视角上理解同一行为的可能性（之所以说是基本的，因为拥有这种条件的人在当代而言实在不在少数，因此决称不上得天独厚的），因而对不同的文化场域引发的语境误读，他也更知道什么是中国人视域中的盲点。
　　
　　在《总统》介绍水门事件行文之初，他就找出了国人观念的代表，国家领袖，来突出这种语境的交叉和冲撞。小艾克，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儿子，尼克松的女婿，在访问北京时试图向毛泽东解释他岳父的下台是美国的政治制度运作的结果，但刚一开口，就被熟读“三国”的毛泽东一句挡回：“那是假的。”林达先生慨叹道：“两种文化彼此多么难以理解和对话，由此也可见一斑。”
　　
　　但这样的简单感慨是无法对我们这样受过许多年正规大学教育的读者造成冲击的，那是那种时代那种人物那种知识背景那种心理定势留下的影响啊，对于我们这样接触异域文化比中国古籍多得多的人，误解也真的那样随处可见么？我有些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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