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新秩序与香港
饶余庆
【全文】
编者按:作者饶余庆先生是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国 际知名学者。本文系其一篇论文 之摘要，1999年6月9日发表于香港《信报》，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经作者授权，由本期 《金融法苑》执编郭雳校改缩编，在此刊出，以飨读者。（“金融新秩序”对应之英文为“ New Financial Architecture ”，简称NFA，港直译作“金融新建筑”。）
一、背景与分析
布雷顿森林体制（即联合国主持下的固定汇率制）的崩溃，可说是“二战”结束后，国际金 融领 域的最大灾难。该体制固然有许多缺点，但却在25年的时间里，大致保障了自由世界国际金 融的稳定以及经济的繁荣与增长。其解体之时，正值货币主义抬头。此学派极力鼓吹浮动 汇率制，认为汇率自由浮动，加上期汇市场的广泛使用和发展，便可解决所有国际金融问题 。30年来的事实，完全否定了这种过分简化的理论。实际上，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危 机非但没有消失，反有变本加厉之势。为简便起见，我们可将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后的种种 金融危机，分为以下几类： (一)牵涉主要国家货币——美元、英镑、日元等的汇率危机。 (二)国际收支失衡的危机。其中以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所直接造成的国际收支危机为最显著 的例证。 (三)第三世界债务危机。1982年夏，墨西哥宣布无法偿还外债，接着许多拉美、亚非、东欧 等国也纷纷要求暂缓偿还外债。 (四)证券市场危机。1987年10月，因美、德两国在利率和汇率问题上发生歧见，导致华尔街 股市暴跌，触发全球性股灾。 (五)地区性货币集团的汇率危机。最显著的实例是1992至1993年间的欧洲汇率机制危机，导 致英、意两国被迫退出。 (六)货币与债务混合的危机。主要实例是1994至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1998年8月的俄罗斯 危机和1999年1月的巴西危机。 (七)货币、银行和债务混合的危机。最显著的例证是历时已两年，至今尚未结束的亚洲金融 危机。就范围之广、时间之久和影响之大而论，亚洲金融危机可说是“二战”结束以来，最 严重的危机。 上述危机，强调了一个不容逃避的事实，即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已变得刻不容缓。
二、康德苏眼中的“金融新秩序”五大原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康德苏在1998年10月就金融新秩序的基本原则，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 (一)高度透明。各国政府、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都有责任向公众经常地、准确地披露政策 、法令、措施以及业务与财务状况。 (二)银行与金融制度的改进。各会员国须改善和加强金融监管制度，采用国际认可的会计、 审计、保险、支付系统等方面的一贯性准则。 (三)私营机构的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各国财金当局应加强与私营机构的沟 通与合作，鼓励私营机构参与金融危机的预防、债务的重整、国际债券条款与巴塞尔资本充 足比率的修改、应急信贷额度的提供等活动。 (四)有序的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特别是资本流动的自由化，须在宏观调控与金融监管业已 相当完善的前提下，按部就班地进行。 (五)国际金融市场的现代化。各会员国的金融部门，须尽快地采取国际公认的财政与货币管 理、会计审计、企业管治及破产法的准则。 上述原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金融新秩序”，如没有这些支柱，便难以长期维持。然而， 它们也只是必要的，而非充分的条件。单靠上述五大原则，“金融新秩序”未必就能成功。 例如，康德苏在声明中，对国际汇率稳定的问题只字未提；但是很显然，“金融新秩序”如 不能维持汇率的一般稳定，而任由汇率危机不时爆发，则该名词便毫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