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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的层级框架。与美国民主的层级框架相比，中国政治制度的层级要复杂得多。中国的村基本上是一种行政村的建制，并不一定是以天然的自然村为基础的。村之上是乡镇，乡镇之上是县、县级市和自治县（县和乡镇之间可能有行政性的中间机构：区公所），县和县级市之上是省行政性的派出机关行署、自治州和地级市，在此之上是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行政村、乡镇、县、地和省的结构，构成了中国地方政府与政治的基本结构。这一结构是长期来高度行政集权的结果，而建国后计划经济的实践更使得行政性集权。在这样的框架之内，如何发展基层的民主和自由？并在基层民主和自由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政府集权，实施行政分权，建设民主制的公共行政，发展司法制度，并使其与其他制度联系在一起呢？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对于中国民主革命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集权与分权的均衡。过度集权，是中国公共权力配置的重要问题。这已经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但是，分权的结果虽然激发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但往往导致失控；为了解决失控，重新集权，结果就扼杀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这是中国式的集权与分权的悖论。根据托克维尔的政府集权与行政集权分析框架，解决“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悖论的方法就是分清政府集权与行政集权，全局性的事务集权，地方性的事务分权。阅读托克维尔，回想起90年代初开始的有关集权与分权的争论，可以看到“中央集权良善、地方分权邪恶”的理论是多么的幼稚和不合时宜。当然，对中国公共权力配置的制度框架来说，托克维尔简单的政府集权与行政集权分析框架是不够的。在中国，分权之所以存在许多消极效应，与分权时没有区分政府集权与行政分权有关系，但与市场经济不够发达、地方民主没有健全、司法约束不够完善、政府职能没有转变、公共事务信息不够公开等也很有关系。用IAPP的语言来说，中国过分集权与传统治道的制度平台（计划经济、无限政府、人治政府和封闭政府）相适应的，地方自由和自治，与现代治道的制度平台（市场经济、有限政府、宪政法治和开放政府）联系在一起的。在新的制度平台要件未到位的时候，分权单兵突进，必然导致放肆的地方自由，地方自由的消极效应就会因缺乏制约而得到充分表现。如何发展市场经济、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发展宪政法治、建设政务公开化，从而为地方自由和自治提供适当的制度基础，这可以说是具有长期传统治道传统的中国所面临的极其艰巨的挑战。
托克维尔在写作美国的民主的时候，念念不忘反思法国制度的缺陷，但他只是进行了诊断，并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160多年过去了，法国的行政集权依然，但法国至少还是发达国家之一。这是什么原因呢？从IAPP的制度平台理论来分析，或许是法国发达的市场经济、宪政法治、民主政治、开放政府和有限政府等制度安排弥补是法国过于行政集权的弊端。或许是法国规模比较小，虽然集权，但是与美国、中国这样的大国相比，它毕竟只有一个省的规模，在欧洲诸强的竞争环境之中，其集权的弊端多少也受到约束。但中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这些条件都不具备。可喜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也面临着强大的全球竞争的压力。在这种全球化的压力和挑战之下，中国集权垄断的弊端或许也相应地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对内部的弊端也有了清醒的认识，从而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治道变革已经全面启动，并且在缓缓的进程中逐步发展了初步的市场经济、宪政法治、政务公开、民主政治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地方自由和自治也在这一进程中得到了逐步的发展。进一步理解这一进程，运用IAPP的框架，进行诊断性的分析，无疑有助于加快这一进程，至少是有助于避免一些无谓的错误。
(2000年9月15日初稿，11月15日定稿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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