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前面说过，看起来很“恶毒”，但是波斯纳并没有拒绝公共知识分子，他没有主张回头路，也没有主张审查甄别公共知识分子的产品。细看他的主张，会发现他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那些所谓的“损招”其实都很有分寸，是完善市场，强化竞争，以此来建立一些机制来促使公共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说话更负责任一些（accountability），少信口开河。这些措施不多，也未必有力，但导向是向前的。从制度着手，不是泛道德主义，这就是制度派法学家的一贯进路。
　　而且，也就在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犀利批判和制度完善中，波斯纳也许正复活着、重塑着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
　　四．
　　中国事实上也进入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活跃的时代，因为这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是一个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是一个“焦点访谈”、“对话”、“今日说法”、“欢乐大本营”交织的时代，一个《南方周末》、《读书》与《生活周刊》的时代，一个媒体英雄的时代；而且这也是一个有许多人试图仿效康德、福柯追问“什么是启蒙”，以便复制和模仿公众知识分子的时代。急剧膨胀的媒体尽管仍受到许多限制，但这些限制都正在逐步减少、弱化。尽管言论自由还是一个现在进行时，但是现有的空间已经需求着大量的公共知识分子。
　　事实上，大量的学者已经以各种方式进入了或接触了各种大众媒体。在电视下方、报刊文章作者名下已不断出现提醒观众或读者的“教授、博士、院长、著名学者”等字样，他们讨论着从经济增长率到“包二奶”、从官员腐败到本·拉丹、从西部开发到足球“黑哨”等各种社会热点问题。
　　我们欢迎这个时代！
　　但是我们也应当想一想波斯纳提出的问题。我们应当想一想刚刚获得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王选院士在几年前的一个题名为《我是一个过时的科学家》讲演中的一段话：
　　我发现，在……我真正是权威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说我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可是我已经脱离第一线，高峰过去了，不干什么事情，已经堕落到了靠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时候，却说我是权威。当然一直到今年61岁，我才卖狗皮膏药，讲讲过去的经历、体会。……有人讲：“前两天电视上又看到你了”；我说：“一个人老在电视上露面，说明这个科技工作者的科技生涯基本上快结束了．”（《思想的声音：在北大听讲座》，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
　　王选是明智的。但我引用他的话的要点不在于证明他是公共知识分子（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他不是），而在于他的经历反映出中国产生公共知识分子的另外一些社会条件。这里不仅有民众对名人的好奇心更强，各级政府的某些“重视人才”的政策导向和措施，而且有社会专业化不够本身对专业知识分子的不理解和缺乏支持，以及名声（文化资本）对于获得研究经费（经济资本）和社会支持（社会资本）的重要。而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界，由于缺乏测度的硬指标或有些专业本来就没有多少传统，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问题的专业化研究与非专业化评论边界模糊，社会问题容易产生轰动效应，许多中壮年知识分子大都有“文革”中自学经历并兴趣广泛，许多学者人过中年后的专业竞争能力下降，对跨学科研究或交叉学科的强调，以及急剧膨胀的媒体与名人的相互需求和合谋关系等等，因此，公共知识分子是有很大诱惑力的。
　　而且，由于中国的特殊社会背景和历史时期，我们身边还正在出现一批决心要充当社会良心并且一定会永远正确的学者，其坚定性与他们痛恨的保守派难分高下。有老人，也有年轻人。据说他们已经发现了新的永恒真理，因为他们懂得了“正义”、“人权”、“信仰”、“启蒙”（这后两个词实际是有矛盾的，但这对他们没有关系）、“爱心”等根据定义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的大词，就像另一些人懂得“革命”、“斗争”一样。他们准备评判一切，也能够评判一切，而且不需要了解太多的事实；因为只要有这些大词就够了。至于为什么这些大词这么神奇，因为据说洛克、卢梭、康德、杰弗逊等伟大的思想家都用过这些词，而且因为美国也流行这些词（尽管他们承认文字不同）。他们已经把自己明确界定为公共知识分子，认为自己这辈子就是批判，当然，是一种“文革”习惯上的批判。他们愿意用全称判断，喜欢看和用“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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