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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激烈的争论，胜利是属于急进派的，争论的结果产生了1777年的邦联条款（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并据此成立了邦联政府。然而，急进派的胜利并没有当然地成为美国现实需要的胜利。事实上，邦联条例只是将自大陆会议1775年以来的事实，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肯定而已。按条例规定，邦联国会的组成方法和它所具有的权力，都和大陆会议相同。这个条例还力图保持各州的独立和主权，即“各州保持其主权、独立和自由。”（邦联条例第二条）。很显然，这样的政府，中央权力是极其脆弱的，原来由各州授予中央的权力，一概由各州自行保留，中央政府的存在，完全依赖各主权单位的旨意而定。中央无权约束各州，假如由于某州不服从而对之实施惩罚，势必发生战争，邦联亦将瓦解。更为最重要的是，这样的邦联政府无权征税，无权管理商业，也没有集中的行政权和统一的司法权。虽然从整体上说，邦联对促进各州的初步联盟起了一定作用，勾画出了联邦制的初步轮廓，但终归是联盟分裂涣散，中央无权。这样的软弱政府，虽然形式上维护了各州及当时美国人民害怕暴政，守护自由的需要，但对于刚经过独立战争，百废待兴，要自立于世界强盛民族之林的美国来说，是难以满足需要的。不仅在经济的发展上，各州各自为政，标准不一；在对外关系上，美国也因分散而弱小，为欧洲列强所欺凌。最终，经济不能发展，社会难以稳定，并酿成了谢司起义这样的极端事件。1786年秋，马萨诸塞州的600名武装农民、手工业者和退伍军人，在丹尼尔.谢司的领导之下， 发动了规模庞大的武装起义。这场威震全国的起义，坚持了5个月之久，虽然最后归于失败，但对美国却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震动。
谢司起义的发动，使得大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惊骇万状。当马萨诸塞州为此向邦联国会求援时，国会竟然一筹莫展，这就大大地刺激了一些较有远见的上层人物，促使他们要求一个比较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他们深深觉悟到，必须消灭邦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散状态，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只有如此，才能对付目前内外交困的局面。
汉密尔顿（1755——1804，美国立国战争的将领之一，《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作者，华盛顿的得力助手和朋友，独立后连任两届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长，在当时，财政部是美国最大的和最重要的政府部门。他为美国宪法的制定和通过，为美国财政政策、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发展规划，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等先进的美国社会上层分子对美国这种内外贫困的局面更是了然于胸，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的。在为《独立日报》撰写的《联邦党人文集》第十五篇中，汉密尔顿饱含激情地指出：如果连结美国人民的神圣纽带被野心或贪婪、妒忌或谬论切断或切开，美国人民就会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他还指出了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 “就是说我们的国家制度存在着实质性的缺陷，必须设法使我们摆脱迫在眉睫的混乱状态。”什么是这个事实呢？“支持这个意见的种种事实已不再是猜测的了。这些事实一般人民都已感觉到，而且终于迫使那些对使我们陷入困境的错误政策负主要责任的人勉强承认，我们邦联政府的计划中的确存在着那些缺陷，它们早已为联邦的明智的赞助者所指出，并且深表遗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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