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政府之基——谈汉密尔顿及其《联邦党人文集》的法律思想之一一、旭日升起的年代：1776－－1788年的美国
支振锋 刘德华
【全文】
引子：确切地说，我们不知道人类是怎样制造出政府这种东西的，迄今为止，所有关于政府起源的论断还都是假说，不管他们把政府的起源追到两河流域还是恒河流域，也不管这些看法看来多么地有道理。但是，我们却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有政府以来，就存在着公众与政府之间的权力争夺，存在着政府侵犯公众自由和公众对政府的控制企图。为了控制国家，人民使用了暴力、道德、宗教直至宪政等种种手段，以至一部西方的宪政史就是一部试图控制国家的历史。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好像依然没能圆满地完成这个问题，政府就像鸦片一样，在侵夺人民自由的同时，又使人民离不开它。经济学中曾经流传过一句话，“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还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即，国家（控制）的领域应当减少，但正如美国学者戈登在其《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中所说：“在具体问题上，公众永远要求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政府行为。”自由和政府，就一直这样奇怪地存在着，若仇敌一样地互相侵夺，却又如至交一般地如影随形，在它们之间的巨大张力里，几千年来，哲学家、政治学家、法律学家们苦苦挣扎，列出了一个个复杂方程式，然而却依然不知正解何处。
这个问题，在两百年前，以移民的乌合之众打败强大的大英帝国之后的美国，更是凸显了出来——要自由还是要政府（表现在要邦联还是要联邦），让当道着挠头不已。而美利坚合众国当轴诸公努力的结果，我们依然不知它是否就能成为自由和政府二元方程式的正解，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努力，已成为人类值得珍视的财富。而《联邦党人文集》，这本当时先贤们智慧的结晶，也就成了值得我们研究的宝贵文本。
一、旭日升起的年代：1776－－1788年的美国
美国的独立战争，在历时八年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牺牲之后，终于获得了胜利。但开国先贤们在独立革命时所成立的大陆会议，只是一个革命组织，并不是正常的政府机构，这对于治权处理而言，自是不甚相宜。革命胜利之后，面临战后重建百废待兴之时，它的不足和局限性就更为明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革命领袖认为另行制订约法，组织中央政府，实属必要。但围绕着建立何种性质之政府，却分歧迭出，各种势力互相批驳辩难，煞是热闹。来自腹地和人口稠密地区农人的急进派认为，革命是以反抗中央权力为主的战争，他们绝不想在英帝国被赶走之后，再建立一个同样或类似的中央政府，在他们看来，革命不只是寻求独立和自主，更要开始去创立一种新的秩序。他们认为，一个政府离被统治的人民愈远，也就愈有形成独裁之可能。他们的信念是，部分比全体重要，主张各州应有权管辖课税、造币、贸易、财产权、军备及外交权。一句话，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松散的邦联或联盟，以使各州实际上居于完全的自主地位。而代表沿海地区商人、大地主的保守派则与急进派恰恰相反，在他们看来，全体当然比部分更重要，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而各州只允许具有微小的权力。其主要目的在于接收1776年以前英国官吏所行使的权力，而不改变其现有阶级与机构。这个联合的保守计划，需要一个中央政府有权规律各州间的对外贸易，建立一个全国性币制，维持一支陆军和海军，并为全国制订及执行一个对外政策。全国性议会所制定的法律，其效力大于任何一州所制定的法律。当然还要有一个全国性的司法机关作为全国各州的最后上诉法院。在此制度之下，各州的地位自然降为全国政府所下属的地方行政单位。（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