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徐国栋先生对《
民法通则》“物头人身”的指责不是完全站得住脚的。愚见，对“物头人身”的指责，我们可以用取消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如果我们象大多数国家的作法一样，删去《
民法通则》第
2条的规定，也无甚大碍，只有我国民法的规定足够完备。这样等于砍去了“头”，便无所谓“物头”问题了。但民法主要调整财产关系这一事实，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徐先生的意见，其唯一的好处，无非是在当下中国宪政不发展的情况下，通过复制
宪法的体例，从而有意识地传递某种“意识形态”而已。
第三，徐文中对德国模式的当代批判，其态度是非历史主义的，有强迫BGB的制定者“现代化”的嫌疑。如前所述，德国民法在人格权保护方面，原较法国民法已有进步。相较于后来的瑞士民法和一些新近制定的民法自然是不充分的。但我们不能不虑及当年德国的传统：视名誉高于生命，宁可用决斗来捍卫自己的令名，而不愿用金钱来补偿。我们也不能不正视强化人格权保护的社会原因：战争的惨烈，便世人更加珍视人格的自由、全面发展之可贵；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私人空间仿佛是玻璃之城，可一览而无遗；媒体的媚俗、炒作，狗崽队的灵敏的触角，使得人人自危；大企业的建立，高技术的彩用，机械、电力的广泛应用，危机四伏，使人动则罹祸。同样我们也不能忽视，战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BGH）根据基本法关于保障人格自由发展的规定，发展出一般人格权（Persönlichkeitsrecht），并纳入第823条第1款的绝对权利中予以保护。99 所以，对于历史现象，要历史地看待，既不要盲目迷信，但也绝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总的说来，徐国栋先生论述了自己关于民法典的方案与梁先生的方案在形式上、实质上的差异及其合理性，批判了德、日民法的“宏观物文主义”、《
民法通则》的“物头人身”、梁慧星先生的“物文主义”，旨在让“人文主义”的赤旗引领着未来中国民法典的方向。但是对其论述细加推敲，不难发现，有些论证不充分，有些论据的使用有随意性。而且，或许是基于对德国法系的偏见，或许是基于自己的前见，因而有些批评或指责是莫须有的，或是扩大化了，或是采取了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