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的改动，徐文认为是“增加了物的一章取代《民法》一书中关于各种民事权利的诸章”。这种说法既没有找对参照系，又无什么可比性。盖《民法》一书是依照
民法通则的体系，串讲下来，而《民法总论》乃专论总则部分，主题既不同，内容当有异，章节安排上势必有所区别，理所当然。不过把“物”独立成章置于民事主体前，从形式上的确容易使人感到“物的地位渐次提高”。但以我的推测，主要是因为梁先生将《民法总则讲要》中关于“民事法律关系”章中的内容细化后，总论中宜概论一下权利、义务、责任，以便与专门论述某一类权利的有关分论的各书相照应。按德国法系立法例，主客体既各独立，物当然要独立成章。加之此前的教材中对物的论述颇为简略，时有错误(如把特定物与种类物的区分，和不代替物与代替物的区分相混同)，因此在《民法总论》中予以廓清，更有必要。惟在《讲要》一书中“物”原来位于“民事法律关系”章最后部分，现在为了把“物”独立成章，只须紧接“民事法律关系”章，加上标题，稍作位移即成。或者因为梁先生认为物是无意志性，最为简单，按由简入繁的进路，故先于主体而作处理。此或不无道理，然究非正解。但梁先生之初衷并不在于抬高物之地位，这一点自其思想脉络以观，殆可断言。甚或正是由于没有把物太当回事，才顺手处理成目前这样。而徐先生抓住这一点，力以辟之，原本是极正确的。但由此出发，未经细密的考证，便过分拔高、上升到民法的哲学基础的层面，徐先生恐怕是以已度人了吧？
第二，徐文中批评
民法通则是“物头人身”。所谓“物头”，徐文指
民法通则第
2条规定民法调整对象时，财产关系在人身关系前，是“物法前置主义”。所谓“人身”，徐文指
民法通则在章的层次安排上，其基本结构是主体--主客关系--客体，是“人法前置主义”。于是物头、人身发生矛盾，结果是“阐述顺序”不顾“定义”自我展开。对此我不能完全同意
其实，各国基本上都不在民法典中对“民法”作定义性规定，盖自古以来就有这一原则：“在法律上，任何定义都是危险的”（In jure omnis definitio periculosa est）。当然，对这一原则的理解也不能绝对化，根据具体情况，法律有时仍有必要对某些概念作出定义性的规定。我国《
民法通则》第
2条即属这种例外情形。从历史背景来看，这种例外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当时我国民法学界受前苏联民法的影响，但又不满于这种影响。经1961年12月8日法律批准的《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立法纲要》中规定：“苏维埃民事立法，调整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由于利用商品货币形式而引起的财产关系，以及与财产关系有关的人身非财产关系”， 那么什么样的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有关，什么样的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无关，其标准并不明确。另一方面，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能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作为上层建筑中的法律，在对中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调整的过程中，是以经济法为主导，还是以民法主导，当时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以致于不得不有个立法上的解决。这是第2条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所以在王汉斌同志所作的《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即横向的财产、经济关系。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国家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等纵向经济关系或者行政管理关系，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主要由有关经济法、行政法调整，民法基本上不作规定”。 《
民法通则》第
2条不仅将其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平等性”予以揭示，更重要得是在立法层面上为学派之争划上了句号，成为民法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坚实的法律根据。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不将“财产关系”予以突出，何以使立法者相信民法对于发展商品经济、“强国富民”、保障外国投资者在华利益的巨大作用？至于“人身关系”(尽管历经十年浩劫对人的摧残后，人们痛定思痛，对此非常重视)从这种意义上说是“搭便车”而进入《
民法通则》的，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