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新人文主义”（其五）
张谷
【全文】
五
徐国栋先生在文章中除了对两条民法典思路在形式、实质上的差别详加阐述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与探讨。这些批评中包括对梁慧星教授所坚持的“物文主义”的批评，对
民法通则“物头人身”的清算，以及对德国模式的当代批判。我想就这三个方面谈谈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徐文中批评说：梁先生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大纲（草案）》 总则编在章的层次上，于“一般规定”后，紧接“权利客体”（规定物），然后再规定“权利主体”，是微观上“物压在人头上”的设计。对此我与徐先生持相同观点。
但徐文中同时认为：梁先生在早期的《民法》 一书中对民法的界定，即已“暴露出作者强烈的物文主义苗头”，在近期的《民法总论》 一书中，增加了“物”的一章取代了《民法》一书中关于民事权利的各章，并把它提前到了自然人和法人之前，所以是物的地位渐次提高，人的地位渐次降低。我认为这种看法与事实不符。
首先，徐先生对其论文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物文主义”未予严格界定，就分派给梁先生一顶“物文主义”的帽子，在我看来，不够严谨，颇不公平。
其次，在1988年出版的《民法》一书中，一方面，梁先生将民法定位在“调整我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法”上， 确与当时的学派之争有关，无非是要为民法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梁先生在该书的后记中明白地写道：
民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法律部门之一。它对于巩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保障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政策切实贯彻，促进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强调民法在这方面的重大作用，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作者不希望因此使读者对民法产生误解，以为民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仅在于调整商品关系，甚至误将民法等同于“财产法”。因为，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只是民法的重大作用之一，而非全部。此外，民法的重大作用还在于保护公民人身权利和维护社会公平。
而且在该书第14章“人身权”中，梁先生将其论文“人身权研究” 一文中的大部分内容移用过来，对各种人格权详细说明。当时这篇文字与陈汉章先生关于人身权的论述，堪称双璧，令我至今还记忆犹新。非特此也，在该书第25页，梁先生明确地提出“我国民法不是公法”。 从而在在显示出作者强烈的“人文主义”苗头，而非什么“物文主义”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