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应指出，“理想主义”思路不可回避这样一种指责：即形式上追随200年前法国民法的思想，而内容上、概念上又表现出对100年前德国民法的依恋与不舍。例如在徐先生设计的“财产关系法”中，将物权与债权严予分判；又如在“人身关系法”中，第3分编为“法人法”。如所周知，法国民法典对“法人”这一概念抱持的态度，与其对“财产自由”“契约自由”的态度截然不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于法人这一 概念，就很不信任。当时法国资产阶级就已经害怕工人阶级的团体。而同时法人（即拟制人--persona ficta）这一概念使人联想起刚刚被打倒的教会势力，使人联想起刚刚恢复了活跃流通的“死手财产”（biens de la main morte），使人联想起刚被推翻的令人憎恨的中世纪行会组织的压迫 。恰恰是德国民法典首先在总则中规定了法人制度（Juristische Personen），包括社团（Vereine）、财团（Stiftungen）和公法上的法人（Juristische Personen des öffentlichen Rechtes）。
其三，徐文称，“制定民法典的政治条件发生了有利的变化，学者则可以世界法典编纂史上的诸多事例让领导人确信，民法典的制定是一个也许要延续几十年的学术研究和争鸣过程”。作为一个徐志摩所说的，哪怕是自己的理想烂成泥、断成灰，还要苦苦守望的理想主义者，我是完全赞同徐国栋先生的这一观点的。然而，我们刚刚又读到“中国民法科学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来已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为民法典的制定准备了充足的学术土壤，我们由此敢于指望一部优秀民法典”。对于制定民法典的学术准备问题，作者一忽儿是信心十足，一忽儿又显得底气不足，其态度前后不一致，难免使人怀疑作者是否在为了论证某一观点而任意变换论据？
那么，中国目前民法科学及民事立法的水平到底如何？于此不妨看一看我们的著作与立法中的一些令人不快的“疮疤”。
例一：《
合同法》第
117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同法第
94条第1项“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设若在一个双务合同中，一方给付不能，且不可归责于自己时，其责任免除。此际，另一方未行使解除权，是否他还得为对待给付（Gegenleistu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