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债法与物法严予分判。债权系对人权、相对权，物权是对物权、绝对权，不管是基于何种原因事实而生之债的关系，不管是为了用益或担保而生之物权，皆以法律后果层面上的相似性作为涵摄生活事实之标准。 以债法的建构为例：契约旨在实践私法自治之理论，其所保护者，乃当事人间之信赖及期待。无因管理制度旨在适当界限“禁止干预他人事务”与“奖励互助义行”二项原则，使无法律上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者，在一定条件下享有权利，负有义务。不当得利制度旨在调整欠缺法律依据之财产变动，使无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损害者，负返还所受利益之义务。侵权行为制度旨在填补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权利所生之损害，期能兼顾加害人之活动自由及被害人保护之需要。由是可知，契约、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及侵权行为之构成条件、指导原则及社会功能各有不同，不足作为债之关系之共同构成因素。 其构成债之关系之内在统一性者，乃其法律效果之形式相同性。易言之，即上述各种法律事实，在形式上均产生相同的法律效果：一方当事人得向他方当事人请求特定行为（给付）. 此种特定人间得请求特定行为之法律关系，即属债之关系（Schuldverhältnis）。 为使私权之变动有比较明显之表征，巧妙设计物权行为，使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分立。
第四，亲属法与
继承法独立为两编。立法者在这两编中规定了相互之间具有联系的、类似的生活事实。亲属法主要涉及到婚姻和亲属关系， 此外还规定了婚约、监护、照顾和保佐。照顾和保佐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亲属的代替。 关于继承，在《拿破仑法典》中规定在第三编，作为财产取得方式之一，废除了身份继承，固然有反封建的意义。但从理论上说是不对的。债务契约之当事人得为任何人，有无亲属关系，在所不问。而继承唯于有身份关系的人之间方能建立，前者不以身份关系为基础，后者以身份关系为基础，而《拿破仑法典》将继承与契约同视，混淆了它们的区别，是不妥当的。
综上所述，德国民法的编制法或称外部系统，以法律关系为张本，统帅总则与分则各编，不啻为整部法典的经脉，一线绵延，贯穿始终。为求简约，又设总则及分则各编，总则规定法律关系之一般，分则各编则规定法律关系之特殊，主要是不同权利义务之特殊形态（法律关系内容上的特殊性），总、分则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辅相成。在分则部分，由债而物（债是手段，物是目的），再由亲属（亲属中不仅有身份关系，也有身份财产关系）而继承（继承乃财产之继承，又以身份为基础），又采取由简入繁，由单一而复合地层层推进；债在物前，不独是对债权优越地位之重视，更是为了与总则编法律行为中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相呼应，同时又是最频繁发生的交易行为（买卖）的形式化、抽象化、典型化和泛化，从而既为法官适用法律的顺序作出了合理的安排，又照顾到一般人的经验，为学习民法的人提供了一条培养思维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