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纠纷解决与民事诉讼制度的机能
刘 荣 军
【全文】
一、纠纷解决与诉讼制度
众所周知，社会提供的纠纷处理机制呈多元状态，在众多的纠纷解决机制中，诉讼机制由于它具有的国家强制力背景，因此在社会纠纷解决整体系统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在近代社会以前，社会解决纠纷的诉讼制度，充满了肆意和不合理的因素。究其原因，在专制统治体制下，肆意和不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便于君主和统治者们随意操纵。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废除随意性很大、完全为君主及统治者任意操纵的腐旧审判制度，而代之以能够表达资产阶级意志的新型审判制度。近代诉讼制度的确立，可以追溯到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典编撰和法律制度的确立，为近代诉讼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代、现代诉讼制度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裁判内容的可预测性。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形式是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并非随意可变、无拘无束的脱缰野马，而是在一定的市场规律引导下的有机运作。由此，参与市场的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和市场的条件设定自己的目标并切实采取实际行动。受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人们当然也要求法律具有相对的固定性和可预测性。因为，参与市场运营的所有主体，会将法律保障项目编入资本预算之中来计算经济活动的实际成本，以此维系稳定、持久的经营活动。特别是在企业经营规模化、国际化的当今，从资本投入到回收的过程将比较漫长，为此，除了依靠政治决策的准确和确定外，还要求以法律的手段来保障投资生产过程的可靠。所以，从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开始，资本主义国家大量编撰法典，大力建立法律制度及司法制度，就是给市场经济设置保险措施。大量完备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以及相关的透明、公正的制度，对于市场风险和投资汇报的预测提供了依据，也提供了保障。可以说，法律及其司法的透明性、公正性，将排除肆意和专断、减少市场运行的风险。
其次是主体的程序参与性。以往的诉讼制度，采取职权主义的运作方式，对纠纷事实的确认缺乏客观标准，任由司法者(往往是行政长官)主宰程序，并不重视纠纷当事人在程序中的作用。而近代及现代的诉讼，则要求法官在操作程序运行的同时，充分保障纠纷当事人在程序上的平等地位，赋予他们在程序中积极进行诉讼活动的机会和权利。而且，法官的判断必须是当事人参与下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从而排除了法官的主观肆意，徇私枉法行为的产生条件。另外，对裁判过程及判决本身，法律都作了具体的规定，以此制约裁判活动，保障裁判在公平、公正和真实的理念和环境下进行。
二、近代裁判理念与民事诉讼制度的机能
虽然近代裁判制度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但是它的基本理念却是由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在此之前已经确立。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时期的自然学者，运用理性思维方式对封建社会的制度、宗教、专制君主以及私有制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恩格斯对此作过描述：“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4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基于这样的批判精神，启蒙思想家们既然对旧司法制度下法官们肆意裁判和枉法行为深恶痛绝，也对君主的金口玉言就是法律的旧立法体制忧心忡忡。作为解决方策，他们提出了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在司法制度上，出于对法官的不信感，严格禁止法官创造法律，强调法官必须严格按照制定法进行裁判。因此，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注释法学派继承了上述的裁判理念，将法官的任务限定为对法律条文的严格适用，不允许法官借解释法律名目改变立法机关的意图，侵害立法权。在德国，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派及其后的潘德克顿法学都崇尚金字塔似的法律概念理论体系，并形成了概念法学。该学说主张禁止法官创造法律，严格要求法官按照法律概念、命题形式论理的演绎推理来裁判案件，从而确立了实证主义的裁判理念。***何勤华：《西方法学史》，第246—247、252—25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在英美法系国家，以W·布莱克斯通(W.Blackstonn)为代表的法学家们主张法官的作用乃是宣告和表明法律，而不是制定、改造法律，他们的主张成为“先例拘束原理”的理论基础。受此观念影响，在司法制度方面，法官的任务不是创造或变更法律，而是发现和宣告法，这种裁判观念与大陆法系的注释法学、概念法学的观念一脉相承。而且在19世纪后半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安定，反过来要求法律保持相对稳定性，英美国家裁判更加倾向于法律形式论理的演绎和概念的机械组合，出现了机械法学。***〔日〕田中成明：《法理学讲义》，第300—301页，有斐阁199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