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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命无二，失信不立。”**《左传成公八年》**在诸侯国间的交往中，晋庆郑认识到“弃信背邻”，遇到灾难就没有人来周济。***《左传僖公十四年》**管仲帮助齐桓公合诸侯匡定天下，非常注意守信。他的原则是“以礼与信属诸侯”***《左传僖公八年》**。正因为“桓公之信著乎天下”**《公羊传庄公十三年》**，所以齐国才成为无争议的春秋五霸之首。当时的臣下知道对君守信。晋锄鞧就是因为无法执行君命而又不想做“弃君之命”的不信之臣，所以才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左传宣公二年》**那时行令的统治者也知道对臣民守信。晋国为攻原而命令民准备三天的口粮。过了三天，没有攻下原。这时，尽管间谍人员报告说原已经支持不了几天，马上就要投降了，晋侯还是如令在第三天撤离战场。他的原则是：“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他的选择是宁失原之地，也不失信于民。
春秋人对信的讨论很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聪明过人，或者未卜先知，在遥远的古代就预见到十九、二十世纪的人们要讨论的法治的道理，而是因为信实在是法律的灵魂。法律出现了，法律的灵魂也便来到了人间，从而我们的古人也就谈法必言信了。
法的本性是约束，法的生命是信。国家守信就是不断为法注入生命所必须的营养，就是给法注入生命活力。法的生命和法的本性中包含法治的基本精神。而法治的主张不过是对法的本性的发现和利用。体现了人类价值追求的法的本质要求是约束，我们就用它来约束需要约束的人和需要约束的活动或行为，并且我们自己也接受它的约束。而要接受法的约束，就自然要承认法的权威，法对于人、对于政府、对于各种国家机关，也包括负责实现法的权威的机关的权威，就必须以公众的名义或者以政权的力量维护法的权威。对法的权威的普遍的认可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大于权，在法和政权机关、社会团体、家庭或家族、臣民或国民或公民个人的权威比照中，法律是最有权威的，一切机关、团体、组织、个人都必须在法律的权威之下。因为只要承认了某种高于法的权威，法的约束的本性就会受到戕害，法的信就失去保证。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99页。**，就是让全社会和整个国家普遍接受法的约束，就是要求从公民到政府的一切个人、组织都“尊重法律为最高权威”，“以法律为至上”***《政治学》第193—195页。**。商鞅所说的“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商君书慎法》**则是要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高权威——君王在法律面前放弃自己的权威，服从法律的权威。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还是慎到、商鞅等，他们的论述所要达到的基本目的是实现法律的约束，保全法律的生命。他们要用法实现统治的目的、国家的追求，他们同时认识到要实现国家的追求必须先维护法律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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