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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北大，与学生
问：这个题目下，想提三个问题：1谈谈北大怎样把你"挖"过来的(不作公开用)；2谈谈清华"挖"你的情况；学生们"保贺运动"的经过；3给97级讲课时的一些感想(也不一定要说好话)，您现在是否给本科生讲课?您是比较喜欢与学生打交道的，为什么?
贺：其实可以公开的。1995年，北大法律系想对国家重点学科法理学的力量作进一步的充实，听说在当时教研室和系领导的视野中有三个候选人，最后为什么确定了我，自己也不是十分清楚。我猜想，除了领导和前辈的厚爱外，可能也是因为调我的成本最低，其他两位都在外地。去年我曾有往清华调动的意图，但受到了"阻击"。同学们的热情，让我至今想来都感到由衷的温暖。同时，系领导以及许多同事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加以挽留。我把同学们给我的"陈情表"珍藏在柜子里，实际上更珍藏在我的心中。你问我为什么喜欢与学生们交往，这个问题还需要回答么?
自从97年给大一的同学讲过一次"法理学"之后，我再也没有机会给本科的同学上课了。原因很简单，竞争不过别人。法理学领域的同事们总是争着给一年级的同学上课，例如你们这一届，便被朱苏力老师抢去了，好不容易盼到99级，两位刚留校的才华横溢的年轻教师强世功、赵晓力博士又不依不饶地要去上，这可如何是好?最近我在考虑，是不是给大四的同学开一门竞争性选修课，关于司法制度的，但愿没有人跟我抢。
五、与媒体
问：您近几年来与媒体接触不少(如与中央台，与《南方周末》等报章)，听说您还因为一些文章惹了麻烦，这说明触着了社会的某些痛处。中国虽然倡言法治，但从口号落实到实践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从外部研究法律"(你的话)的法学家，是否应该承担起一个"法治启蒙者"的角色?至少应该是个"公众知识分子"吧?请您讲一下有关经历和您对此的看法。
贺：在目前的流行话语里，"启蒙者"好象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当然，一个人永远也不应当以一种精英姿态，"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去教训别人。这种惟我独尊的霸权意识形态我们都不陌生。我自己这些年所做的，更多的是一种表达，将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表达出来。写作与发表满足了宣泄(不带贬义)、交流的需要，同时，也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使命的履行。你提到一些文章惹出了麻烦，其实麻烦倒谈不上，只是引发了一些激烈批评而已。在一个多元社会里，这是完全正常的。我的基本看法是，如果学者也只是鹦鹉学舌，不把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那么国家有什么必要花纳税人那么多的钱办大学呢?"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百姓辛辛苦苦地背负着我们的大学，我们这些人不能自己的头脑为他们作贡献，这不仅仅是失职，简直可以说是没有道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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