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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今后要花更大的力气把学问之道弄得更精纯呢，还是以更加入世的姿态广泛参与社会舆论，作一个"公众知识分子"的形象?
贺：你觉得这两者矛盾么?(参看《吴宓与陈寅恪》，页9-10。)
问：能否将您经历中最有价值的一些东西讲一下?
贺：自感人生历练还不够，再过三五年，或可谈此话题。
二、关于学术
问：我妄加揣度，将您的学术之路切为三段：1八十年代初海禁初开，您正在读本科，研习西方法律制度，思想。2法学的比较研究阶段：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在法律思想上，无论是西方内部，还是中西传统之比较。3由前两个阶段转向对中国现实问题(主要是司法制度)的研究，例如对司法腐败，公民权利保障及法官问题的关注和分析。如果以上的划分不是太武断，请回答：1各个阶段的一些具体情况；2这三个阶段的顺序及演化(西中西比较以西贯中)是否有一种逻辑上的必然?3那么，还是那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西方的法制舶来品与中国的本土资源……是要学贯中西?以中贯西?以西贯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发表一下您的意见；4您的《法边馀墨》是否很能代表您治学的风格?您所谓的"不苟言笑"与"文质彬彬"到底是怎样的两个境界?
贺：你这是所谓"袋鼠式提问"，一个问题套一个问题。谢谢你清晰的划分。对于我来说，事实回过头来观察，感觉真是有这样的不同阶段，而且不同阶段还真有一种内在的逻辑性。但是，作为"当局者"，似乎并没有那么清楚的意识。对于古今中西一类的问题，我觉得不大容易在一个简短的篇幅内作出一个充分的解说。我的基本观点是，不要看口号，重要的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另外，对相关观念所进行的论证似乎比观念本身更重要。近代以来，我们用了太多的心力进行一些宏大的争论，但对于如何将宏大的价值与具体的技术结合起来，使得价值不再流于空泛，技术不再流于琐碎，人们好象关注不够。对于法律人而言，这尤其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读一读《联邦党人文集》，这样的感受会更强烈。《法边馀墨》是一本暴露作者弱点的小册，那就是，喜欢趣味超过喜欢理论。
三、与先贤
问：我们现在正学西方法律思想史课(可惜不是必修)，我的感觉那是一座"先贤祠"。在你的求学过程中哪位先贤的哪些思想给了你哪些影响呢?
贺：又是一个难回答的问题。我是个"杂食动物"，各种各样的作品都读一些，但很难说出究竟哪位先贤最具影响。篇幅有限，恕我不在这里掉书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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