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规定由于不具体、伸缩性过大，不仅缺乏可操作性，而且，给司法人员过宽的自由裁量权，在实际中极易造成出入人罪、量刑失当。在特别
刑法的罪刑条款中，有一些《决定》、《补充规定》在力争避免上述弊端方面已作出了成绩，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但是，仍有众多的罪刑条款，在立法时，仍然沿袭了这种立法模式。这种新颁布的特别
刑法，在适用上也同样出现了具体操作困难，不易掌握等问题。
要实现可操作化，既要求在立法上尽可能通过列举式明确规定犯罪情节、量刑情节（在此，我们并不是说立法上应一概摒弃前述的立法模式，但根据现在的立法经验、实践的总结，尽可能减少这种立法模式不是做不到的），同时也要求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例如，《
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第
１条“偷税罪”的定罪量刑情节，采取的是分层次并以偷税数额和偷税数额占应税比例额，以及因偷税受行政处罚次数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既符合列举式规定，也符合实践中的可操作性。然而，与此同样具有分层次列举定罪量刑情节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违法所得数额”的规定，在实践中则缺乏可操作性。
（四）科学归类原则 所谓科学归类，是指特别
刑法的罪刑条款应以我国现行
刑法分则以同类客体为犯罪分类依据，对罪刑条款作科学界定、合理划分。
以同类客体为犯罪分类的标准，是我国刑法学界公认的分则体系建立的科学方法。在此前提下，分则修改中亦有分则体系应采取大章制还是小章制之争。而立法起草机关和刑法学界仍倾向于采取小章制。〔４〕然而，无论分则章节体制是采取大章制还是小章制，对于特别
刑法所规定的罪刑条款而言，都存在明析其价值取向，确定其同类客体的问题。
从特别
刑法罪刑条款的立法特点上看，并不是以犯罪侵犯的客体为主要依据进行创制的，而主要是以客观方面某些相同的要件，如对象、行为等进行归纳后对
刑法进行补充或修改的。例如《关于禁毒的决定》、《
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关于惩治走私、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等，是以犯罪对象为主要依据，《
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
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关于严惩组织、运
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补充规定》等，则主要是以客观行为为主要依据的。
对于特别
刑法罪刑条款的分类归属，从大的方面看，不存在问题。例如，对一些毒品犯罪、淫秽物品犯罪，顺理成章应归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章中，税务犯罪，一些金融犯罪，自然应归入“破坏经济秩序罪”章之中。但是，在个别的罪刑条款上，也难免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如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有学者认为应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有的则认为是“破坏经济秩序罪”；绑架勒索罪，因为是由《
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所规定的，因而，有学者认为应归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章中，有的则认为应属于“侵犯财产罪”章的犯罪。类似于有上述问题的，还有如，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罪、走私毒品罪、走私淫秽物品罪，等等。所以会有种种不同的认识，原因并不在于立法本身，而在于对具体的罪刑条款的价值取向有不同的取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