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确化原则 所谓明确化，是指分则条文的表述，即罪名、罪状、法定刑应予以明确，不易引起歧义和操作上的困难
刑法分则条文的结构形成，主要是由具体犯罪的罪名、罪状和法定刑三部分所组成的。因而其明确化，既涉及条文具体内容科学性，也涉及立法技术。在近年来特别
刑法的立法中均有值得肯定的成功经验。我们认为，对于明确化，择其重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第一，罪名标题明示化
罪名，即犯罪的名称，罪名标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刑法典普遍采用的立法方式。例如日本刑法典、德国刑法典、西班牙刑法典、加拿大刑法典等等。在我国刑法中，其罪名一般是隐含在罪状中，由学者根据罪状的具体表述而予以推定。因而，有学者称其为“隐含罪名”。绝大部分特别
刑法的罪名立法，仍然沿袭了
刑法的立法模式。然而，采用隐含罪名立法模式的弊端，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际工作中日益明显。特别是最高司法机关往往以司法解释方式确定的罪名，也常常与罪状的表述不同。可能影响到法律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例如，《
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
５条犯罪的罪状为：“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卖淫、嫖娼”，理论界据此认为罪名应是“明知患有性病卖淫、嫖娼罪”。但是，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１日两高的司法解释，却将其定名为“传播性病罪”。显然后者不仅没有正确地反映第５条的内容，而且扩大了治罪的范围。因为，就传播性病而言，除卖淫、嫖娼行为以外，还可能通过多种途径的行为，如通奸、不正当两性关系、夫妻间性行为以及非性行为（如洗澡，误穿他人内衣等）而传播，但《决定》只将能传播的卖淫、嫖娼行为规定为犯罪。此外，该罪名揭示的主观故意内容，是传播性的故意，而不是《决定》所要求的明知自己有严重性病而故意卖淫、嫖娼，同样扩大了主观罪过的范围。类似对罪名发生歧义引起争议的，还有如对《关于惩治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２条第３款、《
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
8条、《
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第
２条、《
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
１０条等犯罪的罪名。因而，在立法上以标题明示确定罪名，一般地说，可消除这样不必要的争议，同时也是保证罪名规范、统一最有效的途径。
第二，条文表述明确、用语严谨科学化
分则条文是认定犯罪、处罚犯罪的重要法律依据，而条文的主要部分又是罪状，因而条文用语表述明确、严谨科学，不致产生歧义和尽可能涵盖该种犯罪在关的情况，以适应实践需要是科学化的基本要求。但在特别
刑法立法中，存在这种问题的却不少。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