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当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学技术发展迅速。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惫的竞争，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和民族素质的竞争。在这期间图书馆正在发挥着新的更大范围的作用，这不仅仅是因为拥有图书和其他馆藏资料已不再是图书馆的主要职能，图书馆应借助最现代化的信息和网络技术，为公众提供大量的、多载体的、即时的现代文献信息，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当今的信息社会里，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关系，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都离不开文献信息的传递、交流和利用，无论是哪个层次、哪个方面的决策，都越来越依赖于高质量和高效率的文献信息和咨询服务，这是保障决策的科学化、理性化、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可见，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图书馆的自动化、网络化、现代化创造了条件，而社会对文献的急剧膨胀的需求则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图书馆必须面对和接受新的信息技术和信息需求的挑战而走向现代化。这种发展态势为制定一部具有现代化意旨、原则和内容的图书馆法，从而对我国图书馆事业进行有效调整提供了契机。
4、国内外图书馆立法例为我国图书馆立汉提供了借鉴
迄今为止，我国虽没有关于图书馆事业的立法，但自建国以来，各类图书馆的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不同时期党和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制定颁发了一系列关于图书馆工作的规定、规程、法令、条例、办法等，其内容涉及到图书馆工作的各个方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条例》，经1978年、1987年两次修订，1991年颁布实施，该条例适用于科学院系统的图书馆。《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于1982年12月由文化部颁发，主要适用于公共系统图书馆。《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于1987年7月由国家教委颁发，是高样系统图书馆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系列条例和规程对各时期图书馆工作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是具有一定法律意义的文件，它们构成了我国图书馆立法的法律基础。我们应根据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当前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把现在仍行之有效的一些图书馆政策和法律性文件进行系统的整理，并加以补充修改，使其科学合理的部分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继续指导图书馆的工作。
此外，国外发达国家的图书馆法为我国的图书馆立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立法例。各国对立法的程度、范围及要求虽不相同，但对立法的必要性有着大致相似的认识：只有立法才能确定图书馆的社会功能，并赋予图书馆以实现这些功能的条件。立法是国家对图书馆进行统一控制的手段，也是图书馆全面合作，并形成一个完善的国家图书馆系统的必要步骤；一个永久的、不断进步的国家图书馆服务系统只有通过立法才能达到。立法赋予图书馆以生存，还赋予其生存和适应未来变化的能力(2)。如美国、日本等国都比较早地制定了图书馆法，1849年，美国产生了第一部州图书馆法，到1890年已有29个州相继制定各类型的州图书馆法。1956年美国联邦政府第一次通过了《全国图书馆法——图书馆服务法》，随后又相继颁布了一系列联邦图书馆法：《图书馆服务与
建筑法》、《初等与中等
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等等，特别是《图书馆服务与建设法》屡经修订，内容愈加完善。日本于1899年公布了早期的图书馆法——图书馆令》，1950年制定了《图书馆法》，1953年制定了《学校图书馆法》，并且仍不断进行修订(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