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权力技术的历史——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诞生和嬗变
杨大威
【全文】
一种权力技术的历史
——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诞生和嬗变
没有人会忘记那场烧碎了洛阳人心的旷世大火.在那场大火之后,天堂里多了309个天使,其中一个天使的母亲叫做毕素娥.一年之后,满鬓白发,心力惧疲的毕妈妈和另外35个受害者家属平静的站在最高法院的门口来讨说法——因为不满洛阳市给的说法.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站错了地方——尽管他们离法院很近,但是却离公正太远.一周以后,洛阳市公安局以扰乱 社会秩序,损害政府名誉为由,决定对毕素蛾等人实施劳动教养.
这当然是洛阳市的悲剧.但是这一悲剧却十分耐人寻味,引人深思,因为它提供了观察中国社会某个侧面的一个独特的视角,同时也表现了劳教制度自身性格的诡谲多变.
总体上来说,尽管劳教制度是一个沿袭相传的制度,但是其内在的建构却从来不曾稳定过,当然这可以归结为宏观的历史作用.它无法逃避,无法抗拒整个政治文化气候的强大影响力.但是当曾经比它辉煌得太多的许多制度,比如人民公社,早已经烟消云散之时,它由生濒死,由死复生,直到如今还在继续顽强的发挥余热,表现着它的非凡的生命力,就暗示它内里蕴涵着一种一以贯之的品格.一种制度不论风云如何变幻而依旧能够乔装打扮以作适应,就一定有它独特的生存之道.但是除非我们深入历史,寻根问底,否则我们就会被纷繁芜杂的历史事件蒙住眼睛.
劳动教养制度建立的初始原因是要解决肃反运动中清查出来的“一批不够逮捕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合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出路问题.在共和国肇始之初,因为长年战争造成的百业萧条,致使社会上,尤其是城市中的无业人口激增,所以“采取劳动教养的办法,把这些人集中起来,送到国家指定的地方,组织他们劳动生产,替国家做工,自食其力,并且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改造工作,使他们逐渐成为国家的真正有用的人”的办法,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权宜之计.从表面上来看,这里劳动教养似乎代表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强制劳动,二是教育改造.但是这里的情形并不象陈瑞华先生所说的那样是手段和目标的关系;恰恰相反,是主与次的关系.已经有学者雄辩的证明,在新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的运动,比如说上山下乡,多多少少都是和当时经济状况十分紧张有关,劳动教养也决不例外.况且政治上有瑕疵的人在当时更不可能找到工作.从当时的文献中来看,谈到这个制度都要讲到建立的一个理由:解决失业问题.至于说教育改造这个方面在这个时候还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一种话语策略,这其实只是中共一贯的意识形态话语,并不见得在这个特定的语境下有特别的含义.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就是劳教的对象很快的扩大化了,不仅适用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而且也适用于那些“流氓不守规矩”,“游手好闲”的人.从本质上来说,两者根本不是一类人,前者是对红色革命政权抱有深深敌意的人,而后者则是在任何政权之下都会出现的反社会者,但是在当时,劳教制度一概笑纳了.这就清楚的表明,所谓”教育改造”,只是一应时需的空洞口号,根本就没有针对性.
